捆绑上天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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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晒完书，应该就是中午了，上街吃完饭，再回来收拾收拾屋子，可能还是会决定去郊外的花圃里转一转吧。我有一片花圃，种着些马缨丹啊小麦草啊风船唐棉啊什么的，对了，还种了些辣椒，这块花圃本来是杜离买下来后准备和我一起开花店用的，当然了，还得加上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许小男，他们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波音…757上的空姐，工作不消说都比我繁忙许多，仅仅只去过几次就几乎不再去了，花店自然也没有开起来，反倒是我，去过几次之后却放不下了，每隔几天就去给那些花浇浇水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忙完后躺在花圃里的田埂上抽着烟，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一次，大概也不需要带上平常要带去的那些小铲子塑料桶什么的了，就去田埂上躺着看看报纸吧。
　　如此一趟消磨下来，等我再从花圃里回到武昌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夜幕也该降临了，夜幕里的霓虹灯也该亮起来了。
　　听听电台吧。这也是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听的那音乐节目大约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结束，电台里的那个DJ对音乐的口味可谓是相当的驳杂，一晚上听下来，从爵士乐到沂蒙小调，从老鹰乐队到被称为“新宿女王”的椎名林擒，风格各异的音乐渐渐就让我恍惚起来，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到十二点，那声音低沉的DJ就会在《春之祭》的乐声里说：“节目到此结束。晚安吧，还清醒着的人们！”说来也怪，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像闹钟一样，准会让我睁开惺忪的眼睛。
　　到了十二点，我也该去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那时候也许会有一阵风？那风应该是从东湖的湖面上生成的，吹过了湖面上的游船和城市里簇拥的楼群，吹过了疾驶的汽车的车轮和我院子里的草坪，吹动草坪边的三棵桑树和树冠里的鸟窝，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衣服和我从花圃里带回来的马缨丹、小麦草和风船唐棉，吹上我的脚趾和睫毛，就是在这么柔和的风中，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等待万物停止，等待灰飞烟灭。
　　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
　　如此而已——假如只剩下一天时间可活，这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一天，没有丝毫不同凡响之处，就像我看过的一本名叫《傻瓜吉姆佩尔》的书，里面说：“当死神来临时，我，傻瓜吉姆佩尔，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傻瓜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我虽不是傻瓜吉姆佩尔，但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无非是一个活在一座普通城市里的平淡无奇的青年男人而已，在我死去的时候，难道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又或者会有一辆用鲜花包裹了的红马车将我送到下葬的地方？
　　这样的妄想，在我身上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妄想过风葬。
　　忘记了是在哪本书上见到过风葬的事情，说的是大兴安岭里生活的鄂伦春人，虽说也有土葬和火葬的风俗，为数不少的人还是选择了风葬：人死之后，会被亲人用桦皮包裹好，架在树上，身边放着生前用过的箭杆、狍皮衣和佩刀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同刚刚失去知觉的肉身一起最终将被慢慢风干。这种下葬的方法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亲近之感，恐怕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我这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希望不要生出什么动静的人，到死也还是悄悄的为好，不麻烦任何人，心里也不装任何装不下的事情，有一天果真如此下葬的话，我应该是会觉得惬意至极的。
　　风葬的事，就这么总是忘记不了了，也和杜离聊起来过。
　　“不是吧，那样去死也太恐怖了吧。”那次好像是他在武汉广场二十八层的一间写字楼里做室内设计，周末，我过江去汉口找他，在二十八层楼上未完工的写字楼里，我才刚刚说完风葬的事情，他就叫了起来，“你想想，人死了，但是那些鸟倒是有可能跑到你头发里来做窝，简直太恐怖了！”
　　“也没什么啊，比埋在地底下还是要好许多吧，”我笑着说，“万一有机会复活，也不可能再从地底下走出来了，葬在树上就不同了，要是有机会复活的话，揉揉眼睛直接回家就是了，对吧？”
　　“是倒是，不过想着被风干了感觉总是不大好。”
　　“我倒觉得没什么，几千年后要是骨头还在的话，又碰巧被考古的人发现，价值肯定比地里的棺材大得多。”
　　自打我们认识，大概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聚一聚，当然，还有许小男。许小男的工作比我们都要忙一些，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跑一趟从武汉到昆明的航班，不过不要紧，我和杜离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打她的手机，好多次她都是刚刚到昆明，就在飞机的轰鸣声里，杜离要她在电话里唱歌，结果她就真唱了，没办法，小男就是这么可爱的人，似乎永远都长不大，对任何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她本来也要比我和杜离小出好几岁。
　　说起我们的认识也颇有意思，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翻报纸，见到一则小小的广告，广告上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汉口的一间咖啡馆举办“宁夏返城知青子女见面会”。六十年代，武汉的确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知青去了宁夏插队，我就是他们的后代，杜离和许小男也都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虽是从武汉去到宁夏的知青的后代，但是我的父母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后来又回到武汉来上大学，也仅仅只是突发奇想的缘故。不过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去汉口的一个书商那里送稿子，地方也离那咖啡馆不远，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登广告的主办人压根就没有来，来的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于是就认识了。
　　“嗳，想过去大兴安岭看看吗？”我问杜离，“听说桦皮屋啊马奶酒啊什么的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估计也花不了多少钱。”
　　“上次不是说去康定的吗，怎么又改成大兴安岭了？”杜离反过来问我，“你难道还真想去看风葬啊？”
　　“是啊，没错，”我说，“要是觉得不错我就不回来了，呵呵，你一个人回来算了。”
　　“我说大哥，你慌什么呢，”杜离一拍我的肩膀，“你离死还早得很呢！”
　　但是杜离说错了。我，是真的要死了。
　　真的是要死了。
　　从哪里说起呢？如果我的记忆是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恰好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那么，它的第一束光芒将映照在房间里的何处呢？
　　我确信是去年春天的那个上午。
　　那天也是奇怪了，几乎从来没人踏足过的小院子里竟然来了个客人，是个中年男人，不用说，我感到非常诧异，那个人衣着整齐，戴着过时的玳瑁眼镜，背着一个印着“某某水库工宣队”字样的军用书包，单凭字样也可以知道是有些年头的东西，我和他搭话，他也非常有礼貌地答话，但只是嗯嗯啊啊，我几乎听不清一个字。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图书馆的门打开了，他进去找好书又在长条桌前面坐下来之后，我给他倒了杯茶过来，就翻窗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大概过了四十分钟的样子，一群人吵吵闹闹地进了院子，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平常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却是一来就来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我连忙起身去看，发现院子里果真一起拥进来了四五个穿白大褂的人，等我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了楼，我马上跳过去看，几乎是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一起进了图书馆，刚刚走到门口，我不禁吓了一跳：那个背着军用书包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几乎与此同时，我也差不多明白了眼前到底在发生着一桩什么事情了：那些人身上的白大褂无一例外都印着“东亭精神病院”的字样。
　　不用说，穿白大褂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纷纷对那中年男人好言相劝，但是没有用，他也一改先前的样子，厉声呵斥那些穿白大褂的人离开，说是反正也活不下去，现在就干脆做个了结算了。言语之间，动作也有些变形，喉咙上甚至已经划出了血迹，我觉得这样下去事情可能会变得无法收拾，就示意其中的一个跟我出来，他马上心领神会，跟我一起翻进了我的房间，我房间的另一侧是个狭窄的阳台，正好可以翻到图书馆的阳台上，他一进房间就径直奔着阳台去了，我则没有再跟着他，就留在房间里等待接下来的动静。一分钟之后，动静果然传出来了：那中年男人猛然惊叫起来，继而水果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度消停了的吵吵闹闹的声音立刻又响了起来，显然，他们还是顺利地将他制服了。
　　片刻功夫之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喧闹的院子又平静了下来，我站在窗台边上，抽着烟看着一行人走出院子之后仍然争执不休的样子，不禁笑着摇了摇头：这个上午多少有几分荒唐。点了支烟，环顾一遍房间，刚刚要给那盆风船唐棉浇点水，眼前突然一黑，身体差点站立不住，鼻子里一热，就在我恍惚着不知所措的时候，鼻子开始流血，鼻子流血之于我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全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鼻子却丝毫不管这些，血流得根本就止不住。
　　身体是瞬间虚弱下来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几乎是闭着眼睛找到一包餐巾纸的，捏成小团后塞进鼻子里，我以为能好过一点，结果恰恰相反：纸团一塞进鼻子，嘴巴里顿时生出了咸腥的味道，牙龈也猛然发热，我用舌头一舔，立刻就知道血已经转而进了嘴巴里了。
　　恐惧就这样降临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血这样流下去之后我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有那么一阵子我是想过给杜离打个电话的，还是没有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