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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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以宋美龄家族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富可敌国的庞大家产，她和她的兄长宋子文，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台湾的一些官僚政客，为了营求军火采购的利益，沾得了满身腥骚，宋氏兄妹只要以最公正持平的方式，经手军火生意，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她们就已经坐拥许多无形的财富。　　　　
　　　　战争带给中国无穷尽的苦难，而给宋氏兄妹带去的是无尽的资源和声望，尤其是宋美龄，对日抗战中，取得了最大的无形利益，而这种无形利益，正是她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得以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主因。　　　　
　　　　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是早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情，虽然早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度引起国人对他的讪笑和怀疑，可是，为了备战，蒋介石早在“七七事变”前2个月，便知悉大战之不可避免，便首先授权宋美龄掌控空军。而蒋介石叫宋美龄控制空军，自是涉及有关庞大军售利益问题，蒋介石不放心像早期刚刚统一中国时那样，军售是掌握在何应钦等军人手中，所以，把建军和后勤最花钱的空军交由宋美龄去负责，便可以接着把一连串的接续性事宜，交给宋子文这些家族人员去经手。　　　　
　　　　到了40年代，中日战争持续扩大，战局一日数惊。中国对美国军火，尤其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需要益形殷切，宋家兄妹在美国的地位便相对更加重要和突出。　　　　
　　　　1941年12月2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声明美国愿意扮演“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角色，宣布美国今后除了将以财政援助中国之外，还将以大批的军火后勤装备等，援助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对敌作战。1942年1月10日，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并经国会通过，同年的5月，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良好的政府官员为经理人，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各部门、各机关进行奔走游说，而中国国内关于军火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归并在此一公司之下，以求事权之统一。　　　　
　　　　这项建议在蒋介石接受同意之后，随即快马加鞭，立刻进行，在美国考柯兰飞机公司负责人考柯兰（THOMASG。CORCORAN）的协助下，依照美国狄拉怀州的法律，在该州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英文名字是CHINA　DEFENCE　SUPPLYCO，简称为C。D。S。　　　　
　　　　这家公司挂名董事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兰诺（DELANO）。　　　　
　　　　中国政府于1942年的5月2日，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正式通知美国罗斯福政府，中国政府授命宋子文专门负责获取或接收美国的援华军事物资，同时宣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以上参考陈立文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三章《实质援助物资的争取》第40～43页）　　　　
　　　　1935年时，中国已经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翌年，在蒋介石的授权下，宋美龄成为中国空军的实际幕后主控者，奠定了和美国军火商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7）

　　　　4。6 空军抗敌，“飞虎”扬威　　　　
　　　　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于抗日战争前夕，全力整顿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空军，而美国人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到中国，其实更是宋美龄掌握空军大权的里程碑，不久，宋美龄更被中美人士封为美国来华志愿飞虎航空队的“荣誉队长”。至此，宋美龄以她先前被蒋介石册封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在丈夫蒋介石与美国人之间扮演了桥梁角色，宋美龄在实质上成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官，“励志社”已故总干事黄仁霖就说宋美龄在那时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见《黄仁霖回忆录》第九章《记战地服务团》，第117页）。若说宋美龄是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实质的空军总司令，是毫不为过的。　　　　
　　　　宋美龄主导中国空军，可以从抗战开始时的一些事例中获得证明。　　　　
　　　　抗日初期，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是飞机的大量折损，那时中国空军主要的战斗机种是所谓的“霍克”（或是鹰式HAWK）飞机，但不论是霍克2或是霍克3，都不是日本新式飞机的对手。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向意大利等国买了一批飞机，但是，多半在交运之中，有的还在谈判过程中，惟一一种已经运到中国国境的，就是“马丁”式轰炸机，不但正在装配，而且这种飞机需要长跑道，当时南京、上海地区根本尚无供这种飞机起降的机场。　　　　
　　　　可是，宋美龄身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机场跑道问题，当然她也有若干责任要肩负，她想起南京市区通往中山陵的公路，为何不能修筑成为跑道？于是，她在和蒋介石商量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跑道工程改建任务，在军情紧急之下，跑道工程必须很快完成。　　　　
　　　　那时，因为战争初起，不少难民从南京城郊涌向市区，她便命人招来一些青年难民，参与供飞机起降之跑道兴筑工作。而在兴修跑道的过程中，惟恐日本飞机临空轰炸，只有趁夜晚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进行跑道的修筑工程。　　　　
　　　　由于开战之初，包括杭州苋桥航校在内的空军基地，便受到日本飞机的密集轰炸，那时中国飞机还没有地面掩体设施，许多停在地面的军机因为不及起飞，被日本飞机击毁不少，几次空战下来，中国军机的折损率也很高，飞机成了当时最宝贵的资财。因为飞机少，而发生了一机多用的情况。有青年飞行员创意将“霍克2”式和“霍克3”式战斗机，上面加装投弹设备，让这些战斗机兼有轰炸机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简陋的初级教练机上，也加装了投弹装置，做轰炸机之用，可是，这种教练机一装上炸弹之后，起飞速度反而变得非常迟钝，所以效果十分有限。　　　　
　　　　早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之前，蒋介石为了掌握空军，加紧对内对外备战，曾经透过关系，向俄国等国，购买军用飞机。苏联基于让中国抵挡日本，缓冲其东方的军事威胁的考虑，曾提供若干俄制飞机，供中国武装之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在战场上派上大的用场。除了蒋介石对她的授权，担任中国空军的幕后负责人之外，宋美龄所以一直以“我的空军”自豪，其重要原因，和她同时又是抗日时援华的“飞虎航空队”荣誉队长有关，而宋美龄能够掌握空军大权，更和她邀请了陈纳德来华援助空军作战有绝对的干系。　　　　
　　　　在陈纳德正式来到中国协助作战之前，中国空军号称有军机500架，实际上，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空军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可是，真正能够飞上天的大概只有100架不到的军机，而且训练十分草率，能够和日本抗衡的完全是凭借着飞行员的勇敢不畏死。　　　　
　　　　宋美龄在一篇抗战早期的文章中，对中国空军的草创，作了一个大略的叙述，然而，这位空军的领袖，也对当时的空军艰苦抵抗日机攻击有过下面的叙述：“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读者或许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空军来抵抗这400余架飞机呢？（这数目是指上海方面而言，他们共有3000余架。）　　　　
　　　　“可是你知道，中国空军的历史，还不到5年，最初又因为缺乏驾驭这新式武器的经验，而空费了许多岁月。”（文见宋美龄作之《中国固守立场》一文。）　　　　
　　　　在同一文中，宋美龄叙述她带着外甥令杰观看一场中日空军空战的情景：“我此刻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了，小杰米的目光非常锐利，所以我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他高声喊道：‘3架——6架——9架。’”　　　　
　　　　“就是下午的2点42分，天气很晴朗，天上有几朵白云，静止地停留在高空之中，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云层罅隙的青空里，自北向南，冉冉而来。尾后还有3架，高射炮向前面的3架密集射击。现在后面3架也受到高射炮浓烟的包围了。后面又来了3架，——所以总共是9架。高出于云层的上面，我听到了驱逐机声，我所在的地方近军用机场，这是敌人轰炸的目的地，所以高射炮的炮火非常猛烈，若干火花在我的面前闪烁地爆裂。　　　　
　　　　“几架我方的驱逐机出现了，他们是在云层后面飞来的。我的上面，已听到机关枪声，双方空军正在云中角斗。那9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倘使他们要击中目标，必须保持着他们的阵线，前列3架现在已抵城南的上空了。　　　　
　　　　“下午2点46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迸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2点34分开始的。此刻敌方的轰炸机完全隐遁在云中，看不见了，但仍有若干日方驱逐机被我机所困扰着……”　　　　
　　　　中国新创的空军固然英勇，然而英勇而没有后勤支援的空军，其后果是缺乏新的武器补充，从1937年开战以来，中日空军之间历经了“8·14”空战、“9·1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等各种大小战役，中国空军由原先的100余架战斗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不满100架战机，如果再不整补，中国空军可能没有任何完好飞机可升空迎战。补充新的人员和新式战机，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可是，在中日开战之初，美国力行中立政策，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因而，中国方面只好想出招募志愿航空队的方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陈纳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