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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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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评价是：“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所以，在《汉书》中很难看到司马迁那种深刻的批判意识。但班固仍不失为一个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汉书》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李广苏建传》、《张禹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汉书》的语言风格有骈俪化的倾向，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趋势。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于用排偶，喜欢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李广苏建传》感情色彩较浓，感人至深，堪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写苏武被流放牧羊的一节，写得可歌可泣，饱含深情，苏武持节不辍、大义凛然的节气扑面而来。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其中还写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当初领兵5千敌匈奴8万骑兵，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汉武帝却将其家满门抄斩，定其为叛国罪，这样李陵再也无法像苏武那样归汉了）以老友身份来看苏武，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继自杀、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来说降苏武，但是苏武毫无所动，说：“武夫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听来让人肃然起敬。当苏武“苦忍十九年”终可归汉时，李陵来为他送行，此节写得异常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一节尽管是用对照的手法进一步突出了苏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将李陵的悲惨命运和投降匈奴后的复杂心情，人物描写鲜活真实，读来让人嗟叹不已。
班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赋作家，以《两都赋》最为有名，它通过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论辩，展开了对西都景象和东都气象的描述，探讨了返都长安和定都洛阳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体制和手法上《两都赋》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开拓性，比如在赋作中引入了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增宽了视野，不仅描写天子游猎，而且描写了两都的日常生活。
第二部分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 ———王充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王充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部分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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