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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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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第三部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
初唐四杰都是少年有为且才华横溢。骆宾王7岁即能咏鹅为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于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因此当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 ，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
或者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使得他们在唐初的文学创作上不为世俗所左右，能独树一帜。当时的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创作洗涤六朝之锦丽，突破宫廷诗的束缚。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由宫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四杰当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诗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似嫌柔弱，但又不缺雄豪旷达，如那首被人千古传诵的送别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情感歌颂深厚友谊的同时，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宽阔的胸襟。首句即见出气象壮大：高耸嵯峨的城阙被雄壮开阔的三秦之地所拱卫。借助于“风烟”的渲染，更显示出离别的惆怅和伤感。次句“与君离别意”，形成彼此的亲近感，“同是宦游人”，则是为着形成对友人规劝的情感基础，是为着安慰其“离别意”。第三联，诗意突然出现升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等之襟怀和气派！这便为尾联，规劝友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全诗文字质朴、意境开阔，具有一种充实壮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滕王阁序》一文，叙述洪都之人杰地灵，描绘登上滕王阁所见之壮景，自叙身世，抒写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尤为人称道，作者将山景、水景、市景、乡景、远景、近景、动景、静景尽收笔下，互相配合，互相映衬，显示出优美开阔之意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成为千古绝唱。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辟凝炼的。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壮而不虚，刚而能润”。其中《从军行》最为有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从军报国的热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绮烧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骨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大展鸿图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杨炯也有一些诗篇，极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情韵。如“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诗体，较为出名的是《长安古意》。此诗借古喻今，描绘了初唐时期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诗人把笔锋从宫廷引入市井，出现了万民狂欢的情景。长安人流如潮，以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然而在歌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恋的执著。双方剖明心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种爱情形式和表述，热烈、真挚、大胆，如闻一多所说，比起“病态”的宫体诗来，“气魄”不可伦比。诗中还写了御史、廷尉等执法人员邀结一些纨绔子弟宿娼寻乐，违法犯禁的丑恶行径，也写了豪门将相相互倾轧，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对仗精巧，句法蝉联，以赋为诗。
骆宾王擅长五律和七言歌行体。诗风刚健雄浑，气魄非凡。他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两篇内容相似，共映生辉。另外骆宾王在参与反武的起义中写下了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使他名声大振。武则天读完这篇骂她的檄文，竟然感叹是宰相的失误，而使这样的贤才流落在外。这篇檄文开首便痛陈列数武则天的罪行劣迹，写得痛快淋漓，犹有义愤贯流其中。然后，极力赞美徐敬业起兵之声势和正义性，气势充畅，一泻千里。最后对朝中诸人晓以情理，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束，有雄睨一切的气概和横扫千军的力量。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容当商榷，但它创造了以气势、文采为载体去表现政治内容的范例。
第三部分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
孟浩然，襄阳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他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然而却不能说他的心境诗中冲淡平和只在山水，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孟浩然的隐逸有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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