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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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迫其挑负重担。讵行至九江路，日军忽从背后开枪向其射击，幸未中要害，乃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求治并痛陈悲切。　　　　
　　　　26年12月15日，有一60岁之华人由其侄伴同逃入安全区，在途中被日军枪杀，其侄则负伤奔至金大医院求治。　　　　
　　　　1937年12月15日，一男子来到鼓楼医院，他是背着他的60岁叔叔到安全区来的，日军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并打伤了他。　　　　
　　　　26年12月16日，有日兵多人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14人任意逮捕。　　　　
　　　　26年12月18日下午4时，在颐和路18号有一日兵向一市民索取香烟，该市民稍事迟疑即被开枪射中头部，生命垂危。　　　　
　　　　26年12月18日，市民30人遭日军逮捕后音讯杳然。日军并于医院内洗劫财物、金钱、食　米及病人被服400套，当时一人被杀，一妇女被重殴倒地，约20分钟即告毙命。　　　　
　　　　以上似乎引证多了一点，占据了篇幅。但上述记录充分证明日军随意屠杀市民，而且非常残忍，竟将为其服务者加以杀害。真乃是虎狼心肠，不可近其者也。　　　　
　　　　外国人之目睹所记录下来的文字篇幅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引用。现在我们转向来看侵略者作为“战功”的记录，并加以分析批判。　　　　
　　　　田中说：“他为了写《虚构》一书，专门详细查阅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所有报纸的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只言片语。”日本军的实际行动与“三家”报纸有无出入呢？回答是，“三家”报纸和100多名记者、作家、评论家、摄影师随军进入南京城，目睹了日军的部分暴行，却在日军对言论严格管制下无法冲破约束、如实地报道日本军在南京暴行，反而虚假地为皇军“圣战”喝彩。这种虚伪的报道当时就被日军实际行动所彻底揭穿了。　　　　
　　　　前面我们引用了会攻南京的日本侵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为了回击田中的谬论，我们再引用一次。该日记的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　　　　
　　　　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另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　　　　
　　　　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　　　　
　　　　另一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　　　　
　　　　中岛明白无误地记下了屠杀的地点、人数和方法。国际法规定屠杀俘虏是犯法行为。日本军却渺视国际法，在南京大批地集体屠杀俘虏，而且很多市民也无辜惨遭屠杀。中岛以为攻陷南京象征着中国亡国，必将像朝鲜和台湾一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如实地记下他的“战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岛日记由他自己掌握，机密性程度极高，是他向军部报告“战绩”的依据，真实可靠。当然，包括三家报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时地看到中岛的《日记》。然而作家、记者和文化人对于日军公开大批处决俘虏、屠杀市民的情况能够一无所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成批的俘虏被处决，对大批市民遭屠杀，作为记者能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这是记者起码的责任。这只说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并有严格规定，对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的暴行一律不准报道。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暴行有损日本的国格和皇军在世界上的名誉，更加不准报道。所有报纸、电台都要回避与中岛《日记》类似的内容。中岛《日记》的重要性不在于第16师团处决了俘虏数量多少，而在彻底暴露了日本军事当局对待中国俘虏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俘虏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3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4）（图）

　　　　被俘虏的战士，他的一条腿被小日本吃光了！　　　　
　　　　佐佐木到一在《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承认，大批处决俘虏和屠杀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当局恐怖政策的应证。书中说：　　　　
　　　　12月13日，实际上是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佐佐木说的“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杀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1965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该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有关下关的那次大屠杀的情况，他说：　　　　
　　　　13日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进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原有两艘渡船，因此有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日＇，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8至9页）　　　　
　　　　关于佐佐木支队在下关的大屠杀，已在《铁证如山》一章中作了详细陈述，这里不再重叙。但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坐等日军前来歼灭他们。　　　　
　　　　第二，佐佐木说该支队在下关打完了15000发子弹，15000发子弹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军携带。首先该支队未经激烈战斗歼灭上万名中国士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毫无疑问，该支队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难民，最多其中夹杂着极少中国部队掉队士兵，而他们也已放下武器，脱去军装了。应该明白，守备南京的中国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经不起一击的一块“豆腐”，而是比较能够战斗的部队。他们是奉命有组织有明确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溃退。既然如此，他们就保持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果上万人的部队面对200名左右的日军死中求生，背水一战，以多击少，即便是“穷鼠啃猫”，200名左右的日军能够抵挡得住吗？很明显，歼灭的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屠杀了2至3万难民。　　　　
　　　　第三，中山码头原有两艘直航对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时对开，往来较为方便。但自从日军逼近南京后，日机经常骚扰、扫射，该轮渡已不能正常运行。但是下关除内河航运码头外，唯有中山码头客运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码头、各内河航运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共聚集约2至3万难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时，国民党守备南京的部队一开始便作了两手打算，即死守与撤退的两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各军、师都在江心洲的内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处、煤炭港、鱼雷营、燕子矶等口岸处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民船。国民党军这样做严重地影响了难民们逃往江北的进度，使得近10万该撤走的难民滞留在沿江各个口岸，后来都死于日本军的枪弹之下。这不能不是国民党军的一大过错。而他们在最后撤退的紧急情况下又动用了中山码头的两艘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当夜国民党军弃下数万难民而不顾，自己撤退到北岸后，未令全部船只返回南岸接走难民，因而导致了下关约2至3万难民惨遭日军杀害。　　　　
　　　　田中在《虚构》中认定佐佐木到一在下关杀害我2至3万难民是“敌军”，并且抱怨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导致了后来南京大屠杀的谣传。关于日本在下关屠杀的是难民，后面我将再提出证据。应该说中岛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军将级指挥官，在这里是把屠杀俘虏和难民作为“战绩”看待，记下来的屠杀人数是实实在在的，并无夸张之处，从客观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该如实地记下实在的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发生以后，外国一些记者各自向本国的报纸、广播作了诚实的报道，因涉及到一些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不得不研究对策，外部问题内部处理，用以掩人耳目，达到否认暴行的目的。　　　　
　　　　首先于12月21日，将会攻南京的诸师团的布置作了调整，命令其他各师团撤出南京城，仅留第16师团，并任命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后变本加厉，非但没有放弃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针，而且更加严厉地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所谓“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岁中国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挥下，屠杀俘虏和平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扩大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当局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严令禁止传出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在军中强力实行言论控制令，官兵不得记载、谈论、外传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涉及到会攻南京，一律用皇军在国外“圣战”加以歌颂，向本国人民隐瞒真相，用以维护日本国和皇军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何种严厉措施，控制得又如何严密，但在日本报纸为了夸耀皇军的“战绩”和“圣战”的同时，除美国《生活》杂志把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传入日本本土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官兵私下记的日记、手记，也有的军官摄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