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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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幸免。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二百余名。　　　　
　　　　12月16日下午，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将军民石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射杀。　　　　
　　　　12月17日，在煤炭港英商和记公司内，将首都电厂工人许江生等45人，捕禁于煤炭港下游之煤边，初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人被烧死者。　　　　
　　　　12月17日，在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难民所等处，集体枪杀平民四五百人。　　　　
　　　　12月16日夜间，日军将被俘之国军及难民57418人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复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作骸骨悉投于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察郭某，将绑扎挣脱，佯仆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　　　　
　　　　12月18日，在下关南通路之北，将我军人及难民三百余人，集合该处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12月18日，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四千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人生还。（以上引自《档案》第132至134页）　　　　
　　　　这里叙述的仅是日军16日至18日的集体屠杀，计11起，被害者近7万人之众。在此期间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很多很多，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侵华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则数以千计；屠杀的人数则数以万计。　　　　
　　　　守山19日发自南京的消息，共有四个标题：即《忘记抗日口号的南京市民》、《与日俱进的友情》、《使人想起“奈良之鹿”的配给情景》、《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12月21日，《朝日新闻》在第三版头条位置，以五栏通篇，大加报道特派记者守山19日发的消息，可以想见文字之长了。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那篇文字不是12月19日一日一下子能够杜撰成文，而是取材于16日、17日、18日三天，甚至也包括日本军15日以前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已经铸成铁证。仅就12月16日至18日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近7万人之众，也就构成了血腥的大屠杀，何况仅仅是那3天的集体屠杀了！据考证《档案》和《史料》记载的分散屠杀的名单摘自《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附件关于分散屠杀部分统计节录》。分散屠杀文中只是例举的城西部分，不是在一区域内的所有屠杀，更不是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分散屠杀。屠杀面涉及南京城里及郊区农村，是被分散屠杀15万人中的一部分。但仅就被列出来被分散屠杀者的名单，足以证明日本军野蛮、残忍到了何种程度！这与守山虚假报道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松井石根耀武扬威地到达南京，并举行“宣扬皇威”的入城式，每个师团都调集一定数量的官兵去接受他的检阅。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煤炭港和上新河放生寺等处的集体大屠杀。分散屠杀中我们列举了2700余人。16日还发生草鞋峡、18日下关南通路、城里大方巷3起集体大屠杀，很明显，各师团都以大屠杀的“战绩”欢迎松井石根来到南京。　　　　
　　　　然而，仅就守山新闻通讯本身而言，按新闻“五要素”的要求，也经不起内行逐段分析，解剖推敲。比如他说：“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军的宣抚工作在稳步进展，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　　　　
　　　　不要忘记，该文的前提是日本军在南京用烧杀奸淫、抢掠所造成的恐怖心理。他避而不谈市民们恐怖心理的形成，恐怖心理在市民中仍在继续加深，只用一句“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藏起来”，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藏起来的真相，显然失真。在恐怖还在继续之时恐怖心理能够消除吗？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南京市民“同日本兵交上朋友”等于说“水和火”交上了朋友一样可笑，是一句地道的捏造之词。亲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身边的尸骨未寒，又走到“两条血路”的交汇点上来，在死神面前人们能够笑得出来吗？　　　　
　　　　守山所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精神的污辱。人们不免要责问守山：日本兵就哪些居民发了点心、香烟？人数有多少？他们各姓什么，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号？怀抱婴儿的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怀里的婴儿是她什么人？是男是女？几岁？日本军的动机是什么？各发了多少点心、香烟和奶粉？捏造就是捏造，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也只能起暂时作用，一经被识破，人们一定会责备守山的新闻道德弄到哪里去了。　　　　
　　　　揭穿守山虚构的报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标志着日本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监控，而在中国报道的明确方针是：只准报道皇军在国外的“圣战”，不准报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杀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滞了日本军战略行动的期限；只准报道皇军攻陷对中国人的所谓“宣抚”，不准报道皇军的奸淫抢掠。军国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被侵略者烧杀、奸淫、抢掠毫不手软，对违犯军规的人的处罚，包括污辱人格在内，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样方针”的约束下日本记者敢越过雷池一步吗？


第四部分第52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9）

　　　　田中正明说：“当时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记者和十几名外国记者竞相采访。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见《虚构》第13页）情景真是如此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报道：　　　　
　　　　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292页）　　　　
　　　　此外，还有马吉牧师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说：　　　　
　　　　约翰•；马吉牧师，战后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牧师，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后来他郑重声明：这部黑白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鲜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复引用记者德丁的报道，不厌其烦地论证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由于德丁是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者，从第三国的立场出发，不偏不倚，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景。马吉牧师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丑恶嘴脸，不是“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杀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杀的情景。　　　　
　　　　日本记者因受到日本军部的新闻监控的限制，又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考虑到本人的利害关系，只能象守山一样虚构一些皇军“圣战”“宣抚”之类的报道，根本不可能通过日本报纸报道皇军在国外烧杀、奸淫、抢掠。这个论断是从守山那几篇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中得出的结论。日本军部不仅不允许本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连德丁在《纽约时报》上以《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报道的报纸都被日本当局检查后没收了。这样，日本的特派记者越多，虚构的报道将越来越多，为《虚构》提供虚构的所谓“证据”也越来越多，到头来终成子虚乌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以《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现摘录若干以供读者鉴别：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救济工作。双眼将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腿脓肿的老妇，都免费疗治。难民们沾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见《史料》第260至261页）　　　　
　　　　《新申报》捏造的是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接受了日本军的“深表同情”的“优待”，似乎难民区内极为平静，难民们已和日本军“和睦”相处了。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揭穿了《新申报》捏造的谎言：　　　　
　　　　第180件，1月8日，5、6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22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妇女受伤。　　　　
　　　　第181件，1月8日，4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49号袁（音译）氏家里，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