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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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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个全部杀害。家中有17岁和14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阴道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一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才幸免于难。（《记录》29号，载前引书Ⅰ，第29页）
许传音博士证言的内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得到马吉牧师的证实，他说：在那一家里到处都是血迹；如果他当时带有摄像机，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下来——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又经检察方面调查证实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栗，岂容五岛用日本军“嫖娼”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加以否认。
对于日本军强奸的暴行，我们在《铁证如山》一节中曾经引用了王芝如的证言，她家当时住新路口，一家9个人被杀害7个；其中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岁。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当年7岁，亲眼所见，她背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第四部分第5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1）
许传音博士编写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例举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就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军444件的犯罪事实，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军强奸妇女的暴行。许传音的记载是不够全面的。但仅仅就此也可看出日本军在南京强奸暴行的严重程度——安全区内有外籍人士监视，日本兵多还有些顾及，而在安全区之外他们便随心所欲，一般的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他们都一逞淫欲，先奸后杀的甚多。强奸暴行很多，仅在《南京暴行报告》中摘录几个典型如下：
12月19日，日本兵闯入北平路59号，前天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
12月19日下午7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9月的17岁少妇，9时，阵阵腹痛，12时婴孩落地。今晨2时送鼓楼医院，产母神经错乱。
12月26日，三个日本兵轮奸陈家巷（译音）6号内一个13岁的小姑娘。
2月5日，一个日本兵闯入西华门附近大中桥陈姓（译音）住宅，索要姑娘。因室内并无姑娘，该日本兵乃鸡奸了一个18岁的男青年。
2月7日，12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是于昨天才和父母返回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的父亲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走。
1月29日，吴殷氏，年19岁，刚分娩4天，被日本兵强奸了。
1月31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60的妇女和12岁的小姑娘都遭日本兵强奸后，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1月11日夜，两名日本兵闯入高家酒馆44号，索要妇女。因该家没有妇女。日本兵便在隔壁劫持两名妇女，当她们丈夫的面轮奸。
2月1日，吴金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家中，7个日本兵拖出一个老妇，强迫两人性交，他们在旁欢笑（以上摘自《史料》第215、217、219、224、235、375、381、396、223各页）。
12月13日，陈吴氏，58岁，住佛心桥20号，被三名中岛部队士兵轮奸后杀害。
程张氏，58岁，住三牌楼洪庙2号，日军进城后先将她轮奸，后用木棍由阴户捅入腹部致死，惨不忍睹。
12月13日，王娄氏，44岁，住高辇村，当日在家守门，被日本兵先奸后杀，死时赤身裸体。
12月28日，刘陈氏，33岁，住赛虹桥南村11号，当日被一名日本兵强奸，过后又被强奸一次。她丈夫刘学德见到日本兵又来拖刘陈氏去奸淫，上前阻止而被日本兵用步枪吓死。
12月14日，梅周氏，17岁，住黄泥塘，当日被数名日本兵拖入地洞内轮奸，复用枪击中头部致死。
12月12日，陈筱香，11岁，住雨花台1号。当日日本兵闯入她家，企图强奸未遂，当场被日本兵用枪射中胸部致死。
12月13日，陶汤氏，18岁，住门东仁厚里5号。当天日本兵到她家搜索，被数名日本兵轮奸，复用步枪射杀，又用刺刀戳其肚子，并以火烧死，其情至惨。（以上分别引自《档案》第333、334、336、340、343、344、345、349各页）
关于日本军的强奸暴行，请参阅《铁证如山》中的有关部分。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算是第一个层次上的犯罪，那么五岛利用特派记者的身份，明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出于军国主义立场和个人私利而编造谎言，欺骗世人，该算是第二个层次上污蔑性的犯罪。更有甚者——田中正明又利用所谓历史“评论家”的身份，对五岛谎言不加鉴别，又虚构事件的成分的歪曲历史真相，并大加发挥，该算是第三个层次上诽谤性的犯罪。他这样做就像往伤口上涂硫酸，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虚构之十一，利用伪证，虚构中又虚构，抵赖日本军掠夺的暴行。
第16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作伪证时说：“我从不知道日本军有组织、集体地抢劫的事实，当然更不会有司令部下令、默许、容忍这类不法行为的事实。”
（《虚构》第124页）
中泽三夫的伪证只不过是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辩解，拒不承认罪恶事实而已。他的伪证只需用日高信六郎的谈话就可加以揭穿。
日高在日本军攻陷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的身份于12月16日进入南京，目睹了部分日本军的所作所为。他就16日那天的情景对作家诚山三郎说：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就向你敬礼。”
……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都打弯了。（《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1972年10月号）
日高目睹3个日本兵对市民都进行掠夺，感到事态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在世界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印象，又为中国人民所痛恨，将给往后的外交工作带来众多的麻烦，因而才要求日本宪兵上街去，制止日本军的暴行。他从外交角度出发，合情合理，与中泽三夫相比，一个从今后工作出发，一个为了隐瞒自身的罪恶，立场各自不同，前者十分可信。
前面已经论证过：日本军将领自有用意，乘着攻占敌国首都之机，用牺牲敌国人民的方法满足官兵们对财物和性欲的急需，用以获得高涨的战斗力。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9治在书中记述道：
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许。”（《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242页）
小川平吉听到师团长们对士兵们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他吃惊。又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奸……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转引自《大屠杀》第232页）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5万名日本军从难民那里拿走许多被褥、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6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记录》第36号，载前引书Ⅰ，第51至52页）
第四部分第55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2）
对于日本军的掠夺暴行，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有这样文字记载：
12月14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取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因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4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是是绝无仅有的。（《记录》第59号，载前引书Ⅰ，第169至170页）
田伯烈是英国《孟却斯德导报》的驻华记者，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原序中说：“去年12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证，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 世界的必要。”（《史料》第157至158页）
对于日本军的掠夺暴行，田伯烈在该书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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