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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在发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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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程度没有关联关系；学科历史是总体的，社会关怀是个体的，两者之间没有联系。占卜谶纬以及神学的历史都很悠久，但它们的历史并不很光辉灿烂，至少不总是光辉灿烂。而且，平庸者也不会因为他从事了光辉灿烂的事业就会智识高深，成就巨大了。任何真正的创新的学术研究毕竟都是个体的事业。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对社会的关切都是同等的；我相信任何学科中都有某些人可能更多一些对社会或他人的关切。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不相信古代的读书人就一定比今天的读书人道德品行更高尚，难道中国古代或欧洲中世纪的成天阅读孔孟或圣经的学者就一定比今天谈论WTO或证券市场学者更高尚吗？如果真的更高尚，那为什么社会还要至少普通民众希望现代化呢？为什么是在今天而不是在古代，就普遍而言，人们更多一些自由，更多一些创造，更多一些幸福？难道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变迁，包括知识的变迁，不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拒绝以往的包括某些文化知识的传统吗？
如果人文底蕴是流变的，如同我在前面所言，那么今天的人文底蕴也许就是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承认传统同时又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如果时代需要即使没有这种传统就从我开始创造这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在学术问题上不空谈道德、信仰，而是脚踏实地细致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就是坚持用科学和理性来考察和验证信仰，就是求真务实和想像力、抽象力的结合，就是不断超越今天，超越自我的进发，就是敢为天下先同时又准备在新的有充分证据支撑的研究出现时放弃自己的昨天，就是勇于开放自己善于汲取各种知识，就是面对今日之世界和中国，就是面向未来而创造。也许可以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话来概括，就是要“与时俱进”，追求卓越。因此，过分强调抽象且虚无缥缈的人文底蕴，强调对于以往人文经验的承继，其实有可能尽管并不必然隐含了某种危险。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22节 两点说明
首先，我已经强调了，我不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没有问题。我认为有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人文底蕴不足，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底蕴不足。甚至说句有可能得罪人的话，有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某种传统的“人文底蕴”。例如在各个社会科学的专业领域中，我们有多少细致的研究，多少实证的研究？我们最容易获奖或获得资助的项目都是些什么项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某位所长、院长提交了一个“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学研究”的研究课题，另一个是一位在校生的提交了诸如“江村经济”这样的研究课题，我们今天的国家社科基金会重点资助谁？成果出来后，我们北大、教育部或国家有关部门更可能给谁评奖？如果仅仅就《哲学研究》这本著作而言，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家会选举维特根斯坦担任哲学协会的会长吗？我们的著名经济学杂志会为林毅夫的一篇文章举行专门研讨会吗？如果现在有一本记录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的著作，而另一边是《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我们北大的教授，我们北大的学术评审委员会更可能会认定谁更有价值？当然这些都是反事实的问题，无法设想许多细节；因此我的这些提问都是修辞性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中国的学者教授一般会如何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自己，反思我们的学术传统。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的某些人文底蕴恰恰在阻碍我们的学术和知识创新，在某些方面阻碍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解和接受。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出路因此也就必然不可能在于强化人文底蕴，提倡人文精神。在我看来，惟一的出路就是要大力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形成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继续推进中国的知识基本格局的转型；是研究的更为专业化、职业化，是强化真正的学术竞争而不是学术权力或学术资源的竞争，是要创造真正的学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方面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清除那种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概念主义、抓纲带目、自由联想、政治正确、以比喻代替验证等某些在传统的人文研究中比较流行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文学者已经对当代人文学者及其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指出了有所谓的五大“文人病”：学科意识与自我角色的定位模糊、学术随笔化、只重观点不重材料和论证、缺乏合作精神以及学术史意识和学术规范淡漠。请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宣炳善：“人文学者的五大‘文人病’〃；chinapublaw/forum/dispbbs。asp？boardID=3&RootID=2041&ID=2041，最后访问日期2002…11…2。我们要累积更多的现代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底蕴。
尽管难免，甚至注定会被误解，甚至被有意误解，甚至会得罪许多我尊敬的师长和学友，我的这一分析结论很容易被概括为或至少是怀疑为某种个人立场、观念或偏好的产物。但其实，我的这篇文字并不是在谴责人文学科，或想排斥人文学科。其实，我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的骨子里是喜欢人文学科的。我的专业是法学，可以说介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我个人喜欢人文学科，无论是哲学、历史还是文学；我不反对甚至大力推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历史和文学。事实上，我已写完但尚未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中国元代的戏剧，自然也涉及到历史和哲学。甚至这篇文字本身就更多是人文的，而不是社科的，尽管我接受采纳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经验实证的方法。甚至如前所说，对文史哲的同辈学者，我至今还有一分敬畏之心，这种情结也许会与我终身相伴。
我想说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当寄托在所谓的雄厚人文底蕴上。社会科学当然可以甚至应当借鉴、参考、利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的要求和内在规律，有它自己的社会条件和学术共同体，有它自己的评价体系，就如同人文学科有它自己的要求和内在规律，有它自己的社会条件、学术共同体和评判体系一样；就如同我不相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用统计学决定性地测度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比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美感高三度即使有这样的研究，也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样。因此，我的这种区分在某些学者心目中可能理解为对人文学科的打压，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其实不也是在维护人文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吗？！不也是在维护人文学科的相对独立吗？！我不是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甚至我想说的更少，也许我只想说我们应当对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底蕴这样的命题应当多一分思考和辨析，不要给予流行的关于促进或治疗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药方太多信任，就像对当年有关保健的气功疗法、鸡血疗法、卤水疗法、红茶菌疗法、甩手疗法不给予太多信任一样。对任何人开出的妙药灵丹，我们都一定要用生活和社会的经验来验证一下。
我拒绝了人文底蕴吗？或许，这种拒绝就是一种人文底蕴？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3节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
从理论上看，任何学者乃至任何人，如果他愿意从事学术研究的话主观上都会希望自己能生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而不是希望少产出。这倒不是因为学者的定义学者应当以学术为天职，这种赘述命题最多只有意识形态的伦理感召力；而是因为，如果把学者视为普通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科研教学机构工作的普通人，学术精品会给他或她带来各种货币的或非货币的收益：职称、名誉和社会地位等。在今天的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中，尽管也有资历和关系问题，有时甚至会起相当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并且一般说来，科研成果多，得到学界认可程度高（以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数量、他引率等为标准），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包括职称、学界甚至社会声誉，与这些相伴随，也会获得更多的其他货币的或物质享受上的收益。因此，根据理性人的假设，任何学者都会努力竞争产出学术精品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学术精品很少，在法学界甚至连产出数量也不高。请参看，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中国法学》；2004年3期。为什么？因此，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不应当是学者主观上是否有产出和多出精品的愿望，应采取多少措施来激发这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问，产出精品需要哪些条件？其中哪些是给定的，哪些是我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变，会促进精品的更多产出？
本章试图在一般的分析层面探讨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指望这一研究可能迅速形成和完善中国学术研究制度，我只是想通过这一主要是半经验的分析提出一些在我们现行的学术研究制度中，由于种种政治正确，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因素，减少项目工程化的学术研究，而把“抓”科研的着重点转向学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我还是采取一种陈旧分类，把可以想像到的条件分为内在的（个人的）和外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4节 天分，以及什么是天分？
学术研究是强调天分的。天分就是学者的个人条件，其中最重要、最明显的是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在努力程度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并且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推定努力程度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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