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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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孝通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费孝通是先在“江村”做完调查，然后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撰写了题名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而今天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包括中国如今大量的“海归”；尽管他们的各方面的研究条件都远远胜过前人，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或将来都肯定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我倒也不是认为教育、学习、训练完全不起作用。华罗庚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他后来也进了大学；费孝通准备写作《江村经济》时也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来也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从现象上看，一般说来，有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更容易出优秀的成果。但，这还是没有真正证明教育训练对他们的学术生产起了作用。至少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成果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学习本身特别是与之相伴的考试本身是一个筛选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已经将那些相对聪明的人都筛选出来了哪怕是学习的内容很无用，这些聪明人还是会在社会生活中做出其贡献。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虽然没有用，但还是选出了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因为聪明人总要比笨人更善于应付考试的。　　　　
　　　　值得精细一点的是，尽管社会激励机制不会增加给定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之数量，并且对个体的创造性产出影响不大，但是社会的激励机制对这些有天赋的人在社会中如何配置却可能影响很大，并进而影响某个领域的学术创新和精品产出。20多年前，中国理科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进入了数理化学系，而如今往往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计算机、信息和生物工程等院系了；在文科，20多年前，高考最优秀的学生大都进了文史哲学系，而如今都涌向了法经商学院了。（然而这并不如同某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如今的市场因素起作用了。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市场也都存在。不仅20世纪70年代末学子选择数理化或文史哲也大都是冲着广义的收益去的，而且1970年代初许多人选择当兵、当工人、从事艺术或体育也都基于就业和收入的考量。因此，这一变化表明的更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需求的知识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也包括了政府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的理解而施加的激励，例如科教兴国战略带来的以各种方式增加的科教投入）。这种变化就知识产出来说有好处。从总体而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加大和对知识投资的增加（包括个体自身的投入）都会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或接受更多量的，教育、学习和训练。接受者一般说来会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也会产出更多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因此，现代社会，似乎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出多了；相比起来，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就少了。甚至，由于大量的优秀人才因广义的收入原因进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内有天分的人可能相对数量甚至绝对数量都可能减少了。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外部制度因素了。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6节　基本制度：市场与分工

　　　　上面的分析已经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社会的总体智力潜在资源是有限的（除了增加人口外），那么社会激励机制的转变导致的只是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这个领域的人才增加会使得另一领域的人才减少，这个领域的创新和产出增加有可能导致其他领域的创新和产出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总收益或总产出是恒定的，因为资源的不同配置往往会有不同的社会总收益或总产出。因此，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效率的学术产出问题实际上要受制于这一社会的需求。因此这也就并不要求，在一个繁荣发达的社会中，各个学科都保持同样的学术发展，增加同样的学术产出数量和质量。至于孰消孰长，则不是个别人的愿望所能决定的。　　　　
　　　　而且，就总体来说，也不应当由政府加大资金的直接投入来决定的。因为，如果假定有支付能力支撑的社会需求总是正当的，那么政府加大科研投入的政策措施就可能影响社会的需求，转而会影响社会的投入。例如，如果企业对科研成果需求很强，企业自然会主动加大对科研的投入；而一旦政府加大了这类投入，企业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减少在这方面的投入，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对某一方面的投资增加实际只是部分或完全替代了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政府投入的社会收益也就无意中减少了，因此政府投入至少可能是低效率的。这也是经济学上为什么总是强调政府只提供任何私人都无法提供的公共善品的根本理由。当然，由于有关有支付能力支撑的社会需求总是正当这一前提假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有市场失败的可能），企业有搭便车的倾向，因此需要政府的投入来纠正。　　　　
　　　　即使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也需要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调；而这始终会受到政府的信息费用的制约。因为无论政府如何信息灵通，它也不可能全面具体地了解社会的哪些部门有需求，需求多大，以及有支付意愿和能力的需求有多大。政府最多只能比较具体地了解它直接掌控的某些行业的信息，例如国防军工。因此，从理论上，以政府直接干预包括加大投入的方式来推动或提升科研产出的战略也许并不是很有效率的。　　　　
　　　　也许政府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加大非货币的投入，或者吸引社会的投入，特别是在政府没有足够的货币投入之际。事实上，中国目前似乎就大量采取了这类措施，例如社会表彰或类似的措施。这样一些重视科研的措施尽管用意良好，可能也有某些收益，但是也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某些负作用。例如，重视人才，至少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措施之一就是让一些科研相对比较优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包括科研机构的职务）、我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过去5年里中国法学界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50位学者，有超过2／5的正担任着各法律校院系的正副职务。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同前注1。社会职务（科技界或某个学界的代表）。这其实也是忘记了社会分工和人才的比较优势。尽管并非科研好的人都不能当“官”，但至少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并不适合当“官”，即使对他所熟悉的行当除了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也未必有能力管理好；这种工作会大大挤占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更不可能搞出精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则可能更不利，职务往往会拴住学者，使他／她无法进行社会科学更需要的社会调查和田野研究，只能更多转向利用第二手的资料。而且，人都是有弱点的，即使是优秀的科学家、研究者也不例外。他／她们也会受到名誉地位的诱惑，特别是当遇到科研困难或因为年龄增长、能力开始衰落之际。如果既有的职位成就能给他／她带来超过继续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际，他／她就可能“弃笔从戎”；我的同一研究也发现，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最多的学者中，50岁以上的很少。同前注1。“由学入仕”。这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学者“弃笔从戎”，以学术机构的职位竞争替代学术产出和产品的竞争。　　　　
　　　　不仅如此，这类措施还会带来其他问题，会使那些有管理能力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的长处。由于学者未必有管理能力，于是就要设“常务”的副校长、副院长、副所长；这样一来，官多了，效率势必低了。许多擅长做行政的内心也会很失落，甚至问题更大，因为这不但会促使一些学者利用行政职务和权力来参与学术研究，甚至攫取学术地位，还会促使一部分身在科研机构但科研能力不足的人努力争取当科研机构的“官”。这种社会激励机制因此进一步混淆了学术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当代中国之所以许多人一当官，“学问”就大起来了，作品就多起来了，作品就获奖了，就容易得到资助，这就是官学不分的后果。这是很糟糕的事，从各方面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真正的激励科研精品产出的战略一定得是以市场经济逻辑为导向的科研发展战略。注意，我讲的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只是一切都向“钱”看。首先是知识的需求和产出就总体而言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其次，市场经济的逻辑是社会分工，个体的自由选择、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以及自由竞争和淘汰，最终由社会公共选择来判断。所有其他的学术措施，包括学术规范、科研投入、集中攻关、学术导向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础上。　　　　
　　　　因此，学术产出制度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社会制度条件和微观制度条件，让那些热爱研究、喜好创新并且这些研究和创新对于社会有积极的意义，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更多可能获得研究的岗位，占据着这些岗位。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是科研产出中人类可能有所作为的最为根本的制度问题，甚至是促进学术精品出现的惟一问题，即通过创设一套或是许多、相互配合的制度，使人们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让每个人都在他喜欢且最有能力履行的岗位上。这一点要比国家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可能更重要，因为只有当资金同恰当的人力资本结合之际，才可能真正产生效益。学术成果确实是钱堆出来的，但也不是只要堆了钱就出来了，因此堆钱也要看堆给谁了。　　　　
　　　　这样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最好的。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他／她就会如鱼得水，干柴烈火，是太幸福了。他／她不会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不会为了刻苦而刻苦，他／她努力“工作”，因为这对于他／她自己就是愉悦。对于个人来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