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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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减小了。人一多，大家的关系也就不可能都那么铁，那么“哥们”，也就拉得下面子批评了；久而久之，熟人之间也会展开和接受批评，不会认为是“找茬”、“挑刺”了。　　　　
　　　　甚至，更大量的产出，哪怕不都是精品，还有维系和支持这个学术竞争和批评制度的意义。多了，人们的鉴别力才能得以提高。事实上，人们并不是通过读少量的精品来培养其鉴别力的，而是通过比较培养起鉴别力的，这样才可能发现流派，并促成传统。分类的出现其实与数量有很大的关系，而不仅是与差别有关。还必须指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科研上也是如此的。大量的非精品和最终的少量精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判断），而且是必要的（规范性判断）。因为，只有在大量的科研成果的竞争和演化中，才可能最终涌现公认的“精品”。因此，在改革现有科研体制的前提下，更大量的投入，吸引更广泛的人参加科研，产出更多的哪怕是粗等的产品，但只要不是自我复制，只要是逐步推进，那这就是精品出现的前提。而且，也就在大量的产品竞争中，才可能形成流派。“独孤求败”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其实是一种悲哀。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8节　小结

　　　　中国社会，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是由于道德传统，由于传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知识垄断，还是由于维护学者的利益，在过去25年来，还一直把学术界看得不恰当的神圣，把它几乎作为一个道德竞赛的领地（刻苦、认真，等等）。因此，不愿走向市场，不愿务实看待学术产出的问题，不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学术产出的制度，而总是更多寄希望于政府的科研投入。另一方面，由于过分看重学术的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之责任，也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对学术产出的激励不足，因此，学者都不大愿意谈学术的产出，不愿谈学术产出的激励机制。似乎学术一沾到钱，就有了铜臭。但是，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正在推动中国学术产出制度的变迁，事实上，我们必须在市场这个大的制度下履行我们作为学人的基本职责。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知识需求、知识下移和知识转型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们必须务实地而不是过分理想化地、精英化地看待中国的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本章已经论证，天分的重要，这包括了伟大学者的罕见（因此要重视和宽容这样的罕见人才），以及社会对人的自然禀赋的合理尊重和合理配置；本章也还论证了，市场制度和分工的重要性，包括学术研究的分工与学术管理的分工，这是为了促进每个人的比较优势；我还从信息系统和评价机制的角度论证了学术传统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批评的重要性。　　　　
　　　　但我也并不仅仅是论证必要性，我还注意到一些制度操作的因素和条件。包括学术共同体的扩大，学术产出的增加。因此，尽管我的分析有些地方似乎有点离经叛道，但总体说来，我的分析是建设性的，也注意了操作性。其中已经隐含了一些相对长远的科研体制改革的措施。例如，要促进科研的专业化和分工；要为科学家减负，减少他们用于非科研活动上的时间；要更多鼓励那种更为专业化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哪怕这些研究者可能性格古怪、不近人情；要为不同类型的学者铺设不同的成功之路，引导学者走他们最有能力走的路，而不是鼓励那些通才。要鼓励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至少在基础性的研究上，要放弃计划型的科研之路，要鼓励学者选择那些他们自己喜爱的项目，而不是用国家的、省市的科研计划和资金来整合或引导学者。对多数有即刻的市场效果和实用效果的科研成果应当更多通过创设知识产权来给予奖励，而不是给予政府的奖励；对于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奖励则应当更加靠后，可以奖励那些真正有贡献的老学者，而不是急于奖励似乎是满足了社会需求的研究。总之，我的基本看法是，政府应当更多促成学术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促成学科传统的形成，而不是自己参与学术市场的活动，试图引导学术市场，或是充当学术的裁判者。　　　　
　　　　我一般反对政府直接通过资金投入具体项目来促进学术，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政府部门可以做的一些工作，至少在目前，是更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提供那些在目前个体因无力或无利而不能做的但社会收益很大的基础性工作，例如完善中国的引文索引等资料库，将之作为公共品来提供，便利甚至无偿供研究者使用。政府可以更多且更加严格地保护那些可能带来市场收益的成果的知识产权。政府可以且应当有一点学术的耐心，让学术市场自我发育和成长。　　　　
　　　　最后一点是，也许我们社会在学术评价中应当减少道德的话语，特别是用诸如“刻苦”、〃献身”、“高风亮节”等道德的话语来描述科研者特别是他们的工作。这些评价不仅用错了地方，甚至可能会给许多未来的研究者，给社会传达了不正确的有关科研产品的信息，甚至误导现在和未来的研究者。其实，只要不违反学术的道德，学术上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这个成果好还是不好，而不是这个成果的作者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这也是一种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