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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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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走到徐家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蹶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这晚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绩，一连串地在和满贯。吴经理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有一盘吴经理突然双手乱舞大叫起来。“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付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侬看看这付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吴经理喊着笑着把麻将撒满了一桌子。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选自《白先勇短篇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尹雪艳形象的刻划，揭示出台湾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尹雪艳原是上海百乐门一个如花似玉的红舞女，“能够迷惑所有接触过的男人”，是十里洋场新贵们的追逐目标。来到台湾，尹公馆很快成为上流社会“旧雨新知”的寻欢乐土和怀旧场所。“好象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那些失去官衔的遗老遗少，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软语称呼起来，心理上恢复了许多优越感。在尹公馆，患着风湿症和烂眼圈的吴经理，落魄之中不忘重温昔日的黄金梦；沉缅于牌桌的贵妇人，以激烈的厮杀填充精神的空虚和崩溃。但尹雪艳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她妖冶迷人，也冷艳逼人；她看着牌桌上的厮杀，自己也在无形中杀人。她象一颗“白煞星”，“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当年，上海棉纱财阀王贵生为之遭了枪杀，金融界洪处长因其倾家荡产；如今，迷恋上她的台湾新暴发户徐壮图也遇刺身亡。台湾糜料腐朽的上流社会，成为尹雪艳这类人寄生的社会基础，尹雪艳的“重煞”，又意味着这个贵族社会的必然归宿。作品通篇采用对比。国民党旧官僚及其附庸大陆与台湾生活的对比，尹雪艳的“永远不老”和周围人们的老朽没落的对比，尹雪艳的妖冶外表与冷酷内心的对比，都有力地阐发了作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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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细察赖鸣升在喝酒过程中，受酒精影响，说话口气内容的逐渐改变，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清醒时的赖鸣升，保持一般做人修养，在做客时，不说粗话，态度也相当谦虚。但我们还是不难觉出在这份“修养”后面，他的自视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觉并骄做于他身材之高大（“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他自称“大哥”，称刘营长夫妇为“弟妹”，称刘英为“小子”，称刘太大的表妹与她男友为“骊珠姑娘”“俞老弟”；这固然是由于交情、习惯与年份差异，却也显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辈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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