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 作者:饶胜文-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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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

　　孙权袭取荆州后，当然重视对荆州的经营，恃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正式称帝后，定都建业（今南京），但派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蜀汉灭亡后，上游形势严峻，孙吴又一度迁都武昌。吴、魏在荆州一带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晋初年，羊祜、杜预经营襄阳。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为攻吴作准备。羊祜至襄阳后，抚怀百姓，很得人心；对吴人布以信义；他减省巡守边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垦田八百余顷。他刚上任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之积。与此同时，王濬在益州造舟舰器杖，训练水师。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西陵督步阐以疑惧降晋。晋军马上策应迎降。吴镇军人将军陆抗急令西陵诸军筑垒围攻西陵，并自率大军亲赴西陵。他的顾虑是：“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晋纪一　＇　在陆抗的指挥下，吴军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阐之叛。

　　步阐西陵之叛给了陆抗很大刺激，他对荆州上游的防御形势忧心忡忡。两年后，陆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吴主说：“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抗在上疏中着意强调了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弱点，建议吴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并未引起吴主的重视。吴建平太守吾彦侦知晋有攻吴之计，也请求吴主增兵防备，吴主仍未从，吾彦乃造铁锁横断江路。

　　果然，陆抗死后两年，羊枯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羊祜伐吴方略，是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羊祜之议，深得晋武帝赞许。但朝中重臣支持伐吴者惟杜预和张华二人。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还朝，再次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据羊祜举荐，晋武帝以足智多谋、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继续经营襄阳。次年四月，杜预上书晋武帝，吁请即刻伐吴。他说：“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晋武帝遂决计伐吴。（见图2—4—2）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晋军开始部署伐吴，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展开，东西齐举，上下呼应。其中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是：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以贾充为大都督，驻节襄阳节度诸军。

　　次年正月，伐吴之战拉开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师自益州东出，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连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与此同时，杜预派兵奇袭乐乡（今松滋县东），乘胜攻克江陵；胡奋部则攻占公安。于是，沅、湘以南各郡县望风降附。杜预杖节称诏，绥抚新附。此后，晋军调整部署。杜预、王戎、胡备分军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汉门）、武昌（今鄂州）。至此，晋军略定荆州。是后，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长驱而下，直抵建业，吴主孙皓面缚舆榇，赴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吴国的灭亡，首先应归结于它政治上的腐败。孙吴末年，吴王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又兼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也是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吴国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吴虽有长江天堑，却再也不能如孙权时那样，令北方“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这也是前人立国明训“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的又一例证。

　　若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