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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备忘录-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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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
关于国歌，曾通过报纸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歌词、歌谱，到8月20日，共收到歌词歌谱694首，但是评委仍感到都不理想，以画骏马而名扬天下的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经过反复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但是又有人提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已经过时，主张修改歌词。这时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再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建设越发展，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一席话使人豁然开朗。新政协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从此以后，这首经过硝烟与鲜血洗礼的悲壮乐章响彻祖国大地，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号角。
大会于9月30日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称纪念碑文。
朱德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至此大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后，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全体代表脱帽静静默哀，周恩来致词，毛泽东宣读碑文。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锹为纪念碑铲士，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时许多代表都在心中默默地告慰先烈们：中国人民及子孙后代们将永远怀念你们，学习你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去书写中华民族更为壮丽的历史篇章！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4节 国徽图案在怀仁堂审定
开国大典之日，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但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挂国徽。1950年6月20日，两幅风格迎然不同的国徽图案挂进怀仁堂，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们，用挑剔的眼光仔细“审”图，经过一番论战之后，最终定下国徽图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
然而，在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桂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本应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确定下来，政协筹备会也做了很多努力，指定由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草拟。
1949年7月15～26日，政协筹备会在报上连续发布启事，向国内征集国徽图案，并提出具体要求：“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评委和专家们在评选审阅时发现：应征者虽然采取了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大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把国徽想象作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因此所有设计者都绘有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因而绝大部分不能采用。比较可供参考采择者仅45式。直到9月下旬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然对当时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满意，所以新政协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政协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委员们还聘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等一批专家共同研究。他们在广泛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很快献出了一批国徽图。
周令钊教授描的一幅国徽图案极其美丽：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上空五星在闪烁；张仃教授设计出的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清华大学的粱思成教授等设计的国徽图案颇具民族风格：以“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这三种方案呈现在政协委员们面前时，纷纷摆头：“均未恰当。”他们提出可以用周令钊教授的图案为基础，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从此，专家间的国徽设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梁思成教授同清华园中几位同事——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朱畅中和罗哲文等一起，忙碌起来。朱畅中奉命去绘制天安门城楼透视图。他先来到系资料室，找出了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天安门100：1200：1的平面、立面、剖面图。当时京城，乃至全国，唯有清华藏有这批图纸！望着这一张张测绘图纸，这位经过严格训练、又严谨教育后人的专家犯了愁：绘一幅天安门城楼图，尤其是“正确”的透视图可不容易！他思付着，还不如就用科学测绘的天安门平面图更好。他的建议被采纳。
于是，在他们制作的国徽图案中，天安门城楼是严格按比例尺寸缩小的正面图。这种构图带来了奇特的意境。只要你望着它，就会使你感到天安门广场无限开阔、深远、庄严、宏伟。后来，他们还有意把两尊华表向两边移开一段距离。这样，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开阔，构图更稳重。
为画好齿轮，张昌龄特意从机械系借来实物，向机械系教授请教，查阅了《机械设计手册》。
在国徽图案的用色问题上，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辩。有人说，彩色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多数国家的国徽都是五色斑斓的。有人则认为红、金二色才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也画出了一幅又一幅色调明快的画图。望着这一幅幅图，使人如身临其境，好似站在天安门一次，眺望着天空耀眼的星星。
1950年6月20日，这两幅风格迥然不同的图案挂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
会议室正墙左边的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的为中央美院设计的。会议室中间摆着几排沙发和椅子。
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有的望望左边的，又凝视右边的；有的仔细察看完中央美院的图案后，再踱到清华设计的图案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边看边议论。在讨论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正在此时，周总理来了。他审视完两幅图案后问：各位先生，意见如何？
田汉先生首先斩钉截铁地说：“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随后，他说出了图案的许多优点之处。
但张奚若先生则竭力推荐清华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具有民族特色，美观大方。
在双方“短兵相接”中，周总理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李四光身上。
“李先生，你的意见呢？”周总理问。
“我看这个气魄大，有中国特色！”他手抬着左边清华大学设计的图案说。
周总理听后，再一次走到图案前，仔细看了一番后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接着，周总理又问道：“梁思成先生来了没有？”
梁思成没有来。张奚若先生把站在一边的营建系秘书朱畅中叫到图案前，指着一处问：这是什么？
“这是稻穗。”
“能不能向上挺拔些？”周总理又问。
稻穗下垂本来是表示丰收的。如果要改成向上挺拔，朱畅中当场表态：可以。
把稻穗绘入共和国国徽中是周总理的动议。关于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那是在1942年冬，周恩来应邀出席宋庆龄在重庆居所举行的欢送董必武回延安的茶餐会。席间，宋庆龄明亮的双眼盯着悬挂在壁炉上的那串禾穗，深情地说，我国几亿农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贵重。周恩来双手抚摸着禾穗，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使宋庆龄会心地笑了，周恩来说：待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1950年6月23日，在怀仁堂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图案的说明为：
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予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
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国徽浮雕图案的重任交给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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