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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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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拜辞文明太后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执鞭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忽喇喇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敢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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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2)     

  孝文帝也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亲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的样子,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们就迁都在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 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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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3)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才不紧不慢地还宫。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余”。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并免冠稽首而谢,”表示自己有训导无方的责任。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表示:“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位太子身陷囹圄,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又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NFDAC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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