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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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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 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 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 那用什么‘体’ 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 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暸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 权利）和power（ 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 了。—— 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敌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
原文如下：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傈”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
——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入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 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 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 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 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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