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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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自宽之言也。　　
　　——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　　
　　——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瞳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　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　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　　
　　——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敦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　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　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间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　　
　　——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　　
　　（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　　
　　——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减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　　
　　——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　　
　　——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台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　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零一～？）、甲三（一八零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　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零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　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　等等。保恒谥“文诚”，　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　　
　　——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