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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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　　
　　——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　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下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　　
　　（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零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　　
　　—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竞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请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　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　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此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瑞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下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　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　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　　
　　——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　　
　　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