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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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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
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
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与象牙之塔（academics）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
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C．Norths的Chinese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
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〇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作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Relations）。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卖人，亦因神经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
（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知彼知己，认识美国：序王书君着《太平洋海空战》）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
于此可知，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各干各的；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同时落伍的状况，国、共两党和蒋、毛二公，固无轩轾也，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过之。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误国误己。
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己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运筹有方，虽经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苏。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实皆周某之遗泽也。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近时江、钱之配，可圈可点，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
其唯一可虑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鸿章、周恩来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可圈可点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搞党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CourtLawyer）与“研究律师”（ResearchLawyer）乎？对诉讼案件（litigation）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大老板，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
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beginningoftheend）。 第四章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第四章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学到现在已搞了半个世纪，所以也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学职业工作者。但是半个世纪中，我个人返回祖国大陆参加史学会议，连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来的目的，第一当然是学习。第二则是作点学术报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问问自己：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学习些什么？学无专长，又能报告些什么，我自己的回答则是，我不应该来此学习一两个专题，我所要学习的，应该是详细了解祖国大陆史学界整个的学风和情况。第二点，那我又能报告些什么呢？万里归来不容易，向济济群贤献丑，报告一点个人研究的牛角尖，沧海一粟，我想也有点辜负大会主持学长们邀请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讲点大问题、大题目。大题目是不会有结论的。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求证是无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点“大胆假设”，以就教于祖国史学同文。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纽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主持大会的同学们要我去致欢迎辞，我为慎重其事。曾预备了一篇有四十六个注脚的学术讲演，文题叫“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我个人认为，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因而勉励“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中出席大会的八十多名青年会员们，要争取做个贯串三派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第四主流”——后来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个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国古代史
因为第四个主流尚在成长期间可略而不论．我们但看上述三家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么分歧。分歧固无碍于学术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显得下正常了。——尤其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海外现代西方史学派的学术上的“三不通”，实在大有检讨的必要。
治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着马恩列史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说无人不承认这两个社会在传统中国的绝对存在。他们所研究的、所讨论的焦点，只是两段时期之中界如何划分；以及奴隶制时期的上限，和封建社会的下限延长到什么时代的问题。
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侧重“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一点，其他方法多无关宏旨。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实质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断语，我之所以要请史学界朋友们注意的，则是他们这一派的论点和方法，在其他两派史学中，未引起严肃的反响。传统史学派对之不闻不问，固无论矣；重点在海外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举一浅显的例子：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比较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诸教授，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对中国史学界曲不离口的“奴隶制度”，竟只字不提。其他洋学者自十九世纪以下，以至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剑桥中国史》那一派，也只轻描淡写而过之。严格说起来，也等于是只字末提。
在大陆上谈中国古代史，不知“奴隶制度”那还了得；而在海外，竟对它只字不提。何以各走极端到如此程度呢？这就值得我们“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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