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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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　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　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　者，American－born　Chinese　也。后者则叫CBA。CBA　者，China…born　American　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　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　Exclus　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零零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零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末敦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mon　language）　和“共同信仰”（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　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竞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　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　　
　　——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　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