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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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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
——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
——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
——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
——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下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下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
——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
——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属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圆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
（L。C。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
——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治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街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
——在这穜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菁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
——“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
——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
——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艄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
——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画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泽东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
——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
——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
袁氏离开大陆之后，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他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他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的道理，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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