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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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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与马》。）
【附注】铜钲：原义应为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如下图江陵雨台山铜钲东周）。北魏时期铜锣在军事上替代了铜钲，所以原文注释无错，这里只是补充说明一下铜钲的原始形态。
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困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得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附注】普罗阶级：proletariat，即无产阶级。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且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
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taste来。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传统中国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作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何待？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且、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冀五王，世袭罔替。
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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