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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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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筹韩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
——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
——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
——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和、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动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下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
【附注】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度、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冈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围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侯”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高丽，他的真正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宝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页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
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个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
丰岛是珍珠港前身
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
先谈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四十七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七百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在珍珠港美军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三干七百余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
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八九四年七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七月二十二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二三〇〇吨、炮二十尊、时速十五浬）及威远（一二六八吨、铁骨木壳、炮十二尊、时速十二浬）、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三尊、时速十四浬）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
抵步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入口拖驳事毕，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
吉野（重四一五〇吨、两吋装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点七吋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五条、时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四条、时速一八点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十三尊、鱼雷管四条、时速十九浬）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hange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卒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进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四十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拚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卒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选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韩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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