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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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近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　　
　　——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亲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土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齑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诏。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下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前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