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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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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①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5月30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6月5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7月5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7月6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28日,王占元于30日,张作霖于31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4月16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宿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二十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6月3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6月7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10月1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倒靳扶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1919年9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0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12月3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1920年5月9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5月14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7月14日到19日,直皖战争打了6天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7月23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26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28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8月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1920年8月11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9月4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1921年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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