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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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雨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统率的奉军劲旅，一般事务均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郭松龄对张学良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在奉军中，郭松龄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才干相埒，亦都专横跋扈。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几达势不两立。郭松龄经常说：“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郭松龄要想去掉杨宇霆，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此次反奉，就包含这个清君侧的内容。

　　其远因之三是战略思想严重分歧。主要分歧是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穷兵黩武。张作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做一个省的土皇帝。为此，他们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①这个看法，得到很多奉军将领的赞同，认为有理。但是，杨宇霆却觊觎江南鱼米之乡，力主用兵关内。这和张作霖的主张一拍即合。张作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但由于一字长蛇，孤军深入。加之奉军纪律败坏，闹得民怨沸腾。不到两个月，奉军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还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这完全应验了郭松龄当初的预言。杨宇霆、姜登选失掉了地盘，张作霖却让郭松龄出兵去夺。这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了。

　　再说近因。

　　其近因之一是对奖赏不公的强烈不满。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当时，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三军，和以姜登选为军长、韩麟春为副军长的第一军，组成第一、三联军。这个联军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方面的直军主力。负这个方面指挥全权的是郭松龄，另由姜登选、韩麟春在山海关侧翼的九门口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都是由张学良、郭松龄部队临时调拨的。这次战争，奉军取胜，一三联军功不可没，郭松龄出力最大。但论功行赏，却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

　　郭松龄原以为安徽督办非他莫属。安徽督办一席虚悬，暂由省长吴炳湘护理。郭松龄事先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安徽的王普是郭松龄陆军大学的同学，有一师部队驻扎皖南，欢迎郭松龄来安徽。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驻扎安徽蚌埠，以为预留地步。他还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又派陆大出身的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办署的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郭松龄的安排，布置停当，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后来姜登选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

　　杨宇霆的自荐，是否是他的一个排斥异己的策略，不得而知。但确实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有一次对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让魏益三劝说郭松龄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近因之二是对张作霖拟签订卖国密约的极端愤慨。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是郭松龄在日本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人到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奉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他们都住在东京帝国饭店。有一天夜里，郭松龄来到韩复榘的住处，神秘地说道：“有一件希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访者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松龄义愤填膺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１１月５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１９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