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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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①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１２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１９２５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①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进入满铁沿线２０里内，也不得在此一地区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答应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部队，并在满铁附属地内和日本租界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①。

　　与此同时，１２月７日，日本加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命令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

　　１２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即向张、郭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这个警告貌似对待双方的，实际是对着郭军的。因为只有郭军才想要穿过满铁附属地，进攻沈阳。

　　这个警告给张作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向其上级报告说：“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这个警告，使张作霖得以绝处逢生。

　　日本此时还是幻想通过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据郭松龄的副官赵云飞的回忆，关东军曾派浦大佐到沟帮子郭军总司令部，会见郭松龄。他十分露骨地提出：“阁下就要进入沈阳，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维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利益，遵守张作霖与日本缔结的密约。”“割让金、复、海、盖……并称张作霖已经签字了。”接着又诱之以利：“如果阁下能够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对此，郭松龄断然给以回绝：“此次敝军班师回奉，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又说：“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日本看到对郭松龄拉拢威逼都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武力干涉。

　　１２月１４日，马忠诚旅准备攻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挠。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３０基罗米突以内，不得沿辽河作战。

　　１２月１５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出兵东北。

　　同日。白川关东军司令长官向张、郭发出第二次警告。声称：“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关东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１４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郭军就无法进入奉天了。

　　此后，日本侵略军频繁调动，大批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和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遍插旗帜，以示郭军不得介入，阻止郭军攻进奉天省城。当时，日本在南满部署兵力达到４万人。

　　郭松龄在答复日本的第二次警告时说：“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不惧恐吓，态度强硬。

　　双方经过准备，巨流河之战终于打响。

　　１２月２１日夜，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奉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奉军总兵力倍于郭军，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稍逊于郭军，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同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处在危机中的时候，炮兵十四团却成为张作霖炮兵的主力：以该团为基干，又将原在步兵部队中的炮兵人员全部调回使用，在巨流河东岸布置炮兵阵地。张作霖命令将兵工厂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运出来使用。用帅府的大骡车载运到阵地上来，每门炮给炮弹三百发，射完为止。”同时，张作霖又雇佣了日本人当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多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①日本军方还接济张作霖大批军械、弹药，足够奉军一二个月之用。

　　１２月２３日天未明，吴俊升率领两师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军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郭军蒙受重大损失。

　　１２月２４日，郭军失败。日本的武装干涉，是郭松龄失败的决定因素。


夫妇殉难

　　１２月２４日晨，郭松龄紧急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拟率一部突围。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郭松龄部署完毕，听从部下劝告，随即离去。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便以总部参谋长的身份，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同时，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战斗旋即停止。

　　２４日早，郭松龄率一连二百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临行前，韩淑秀曾劝郭松龄带卫队乘阿拉伯快马先行。郭松龄感念夫妻恩义，又有饶汉祥等文人不会骑马，不能弃之不顾，遂决定一起逃走。他们开始准备向山海关方向退逃，但由于奉军骑兵在那里拦截，只得临时改变方向，向营口退去。他们由柳河乘坐两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