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天下有情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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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斗会上，红卫兵说爸爸不老实交代犯罪问题，乘爸爸不备，突然踹倒了木凳；爸爸头朝下猛地栽了下来，额头上渗出了殷红的血迹。爸爸身上碰的则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伤痕。
　　这样的批斗会，每天一次。开始时，妈妈也要去参加。红卫兵让妈妈交代问题，妈妈则挺起胸膛，大声地说：“宁为玉碎，不可瓦全！我常尊杰从来没有做过一丝一毫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你们让我交代什么？”
　　红卫兵听了火冒三丈，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妈妈巍然不动，依然挺起胸膛，用鄙夷的眼光蔑视着他们。
　　就这样，爸爸竟然成了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我们哥几个成了堂尔皇之的‘臭地主狗嵬子’！
　　爸爸开始夜以继日地写那些交代材料。我看爸爸总是写得很认真，每次写完还检查一遍又一遍；但是材料交上去后，总是不合格。甚至有时当面就被治保主任撕得粉碎。
　　爸爸每次交完材料回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每次都还要重写。也不知道爸爸究竟写了多少篇交代材料。就这样，时间不长，爸爸便被折磨的又黑又瘦，高高的个子变成了驼背，精神恍惚，情绪低落极了。
　　那时我和弟弟下地干活去，我们在前边走着，后面就有人指着我们的背影对别人说：“快瞧！这就是新从北京回来的臭地主狗崽子！”
　　有一次二弟听了实在气不打一处来，就回敬了一句：“你才是呢！”刚刚说完，一个叫小毛的红卫兵上来就用鞋底子抽在二弟建民的脸上；二弟捂着脸刚要上前去与他较量，我赶紧拉住他躲开。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们动了他一指头，批斗会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大吃苦头了。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写照吗？
　　谈到作人的原则，我的观点是：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在运动高潮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会受到迫害。但是我的性格是绝不苟且偷生。那怕做一天人，也应该挺起胸膛作个顶天立地的人。我的性格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里，人地生疏，两眼一摸黑。村子里的人我们还分不清谁与谁是一家子，更甭说叫什么名字了。
　　有一天，我到村西的枣树下打草，有三个黑影跟在我的后面，乘我不备，其中一人窜上来，从后面死死按住我的双肩，向后用力使劲一扳，想把我按倒在地，给我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我身体非常敏捷，在他向后用力的时侯，顺势来了个后滚翻，采用狡兔蹬鹰的姿式，踹在他的胸口上；由于用的力量大，他的身体凌空飘起，又重重地落到地面。
　　看来这一下摔得不轻，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那两个人看到我身手不凡，远远的没敢过来。
　　我认出刚才先动手的那人就是红头的同母异父兄弟，大家叫他‘泥鳅’。泥鳅看到三个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于是向那二人招招手，三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记得我们刚从北京回到农村的时侯，爸爸兴高彩烈地到集市上买来三把镰刀，两把四齿镐，两张大锄，两把铁锨还有其它一些农具；仅仅买这些东西，就用去了许多钱。
　　爸爸找来一快砂石，让我把锄头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沾着水把它打磨平。我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爸爸却认真地把三把镰刀磨得飞快。爸爸用手试了试我打磨好的锄刃，抬起头来向我表示出赞许的目光；微笑着对我说：“可离开北京了，在这儿有你们几个我怕什么！”
　　爸爸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老人家哪里知道，覆巢企有完卵？一家人离开狼窝又入了虎穴！两位老人对前来的乡亲都热情接待，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烙饼分给前来看热闹的小孩儿吃。但是我看到；爸爸热情地迎上前去同路过的人说话；人家看到爸爸前来却赶紧快走几步；一言不发；走远后还回过头来看看；唯恐爸爸会追过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
　　有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傍晚时分，街面上已空无一人。我正站在屋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不远处树荫下有一个人正在向我招手，并小声地喊我的名字。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本村的王泽清。高高的个子，年龄将近三十岁。他让我别作声，跟在他后面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家，位于村子东南角的一所小白房子里。走进屋内，看见屋子正中有一个新编好的背筐，白白的柳木围成的背梁，新编的背筐散发出一股紫穗槐特有的清香。
　　王泽清指着地上散落的工具及一些削落的碎屑，对我咧了一下嘴，苦笑着说：“春儿，新来乍到的，我看你们一家子太可怜了，也没什么可送的，我给你们编了个背筐，拿去用吧，快背走别让人看见了！”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两眼含着热泪，想说几句客气话；但喉头哽咽着，只觉得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王泽清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什么也不用说了，快走！我拿起背筐走到屋门口，伸头向两边望了一下，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乘着朦胧的夜色，快步向家中跑去。
　　在农村劳动上下班是没有时间规定的，而是以太阳为标准。天刚朦朦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钟，上班的钟声就敲响了。人们赶紧爬起身，用手揉揉惺松的眼腈，拿起工具干活去。大约在七点多钟的时侯，大家回来吃早饭，吃完饭继续干活去，而晚上收工时也是太阳一落山，大家便收工回家。
　　十月份粮食开始收获了，村中来了一个老乡卖新打下来的玉米。因为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粮食早己吃完，爸爸便向那人买了一百斤玉米，每斤一角六分。
　　一百斤玉米很快就吃完了。爸爸跟妈妈商量，打算到宫村集市上再买一些玉米。爸爸拿了一条口袋一些钱，便去宫村赶集了。
　　宫村距离我们这村有十里路，等到午饭吃过很久了，才看见爸爸摇摇晃晃地回来了。妈妈看见了，立刻上前去迎接；但是爸爸两手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见他两眼发直，简直中了邪一样。
　　经过一连串的精神打击，批斗检查，爸爸的心理压力太大，以至于精神恍惚。
　　当他来到集市上的时侯，又饿又累，自己就把口袋放在屁股下面，坐在路边想这些天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午过后，爸爸肚子饿得难以忍受，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把口袋丢了，也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了；等到妈妈问他时，才大梦初醒似的问妈妈：我是上集市上买粮食去了吗？
　　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极了，一扭身，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我在旁边看见了，赶紧安慰妈妈，又扶着爸爸到炕边坐下，端过去一碗热乎乎的白薯粥，让爸爸安下心来吃饭。
　　从９月５日我们回老家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地参加了劳动。幻想着能通过勤奋劳动，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简直难以想象。
　　农村的伙食很简单，早晚都是稀粥，中午饭是一锅玉米面饼子，没有炒菜，顶多吃上点儿咸菜。男孩子饭量大，吃得多，但是活儿太累，天还没有黑，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
　　当时参加劳动挣工分，每个男劳动力一天可以挣１０分，合一个工，值人民币一角五分钱。我们刚从城市来，不会干活；爸爸每天只给５分，妈妈给３分，而我和弟弟一天只给２分；一家人干上一天，与别人家一个劳动力挣的工分差不多。等到年终决算一分红，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倒欠生产队１１１元９角６分钱。
　　村中每个人每天粮食定量合七两三厘，由于我们没有工分，每个人只有四两多。我们家都是男孩子吃得多，生产队分的粮食水分很大，而且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分的白薯。这样对我们家来说，这点粮食等于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看到这种情形，爸爸万般无奈，决定给远在成都的姐姐写封信，说明情况，希望她能寄一些钱来，解决点儿困难。全家六口人，哪天不吃饭能行啊。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姐姐的来信，也没有收到姐姐寄来的钱。但是却收到了北京的大舅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讲目前北京己有许多遣返人员回去上班了，希望爸爸能与妈妈商量一下，是否先回北京上班来。
　　看到大舅的来信，爸爸妈妈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决定先回北京去上班。
　　趁火打劫
　　我记得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妈妈很早就起来了，摸着黑熬了一锅粥，又叫醒了爸爸。二人匆匆忙忙地吃过早饭，便出发了。
　　临出门时，妈妈把仅有的１５元钱塞进我手里，悄声说：“照顾好几个弟弟。”我含泪点了点头。妈妈低下头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又用手掩了一下我的被角，回头看了看我的几个弟弟，与爸爸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家门，迎着呼啸的北风，步行２０余里路，到固安县城去搭乘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
　　天刚朦朦亮，村中己有早晨拾粪的人在到处转来转去。我和弟弟们己经起床，正要拿起碗来吃早饭。
　　街门一响，外面闯进来一个人。我认得是本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大队治保主任牛二皮。高大的个子，一脸横肉。
　　他一进门便杀气腾腾的吼叫：“老东西上北京走了吗？”我看了看脸都吓得变了颜色的几个弟弟，没吭声。心想：明明跟你请的假，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牛二皮走进里屋，看了一眼，回过头来向着我们大声吼叫：“都给我滚远远的！快点！谁也不准回来！我要检查这儿有没有枪支弹药！”我向弟弟使了个眼色，几个弟弟赶紧都躲了出去。
　　我对治保主任说：“您检查吧！我们这儿什么也都没有，我出去又干什么？”牛二皮听了我说的话，两眼一瞪，朝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