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天下有情人-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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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厂长说到做到，立刻与小王阿姨马不停蹄的办理我妈妈的返京手续。
　　不久后，小王阿姨通知我，我妈妈返京问题己经全部办妥，并安排二弟建民与三弟伟民在妈妈原来的工厂上班，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进京报到。
　　大功告成！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喜出望外，立刻骑车返回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没想到，我们的户口在村中，在公社甚至在固安具都没有找到，那么我们的户口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１９６６年我们回农村时，把户口交给了当时村中的领导；可这次我一问，村干部却说：“你们臭地主黑五类还想要啥户口，那破玩艺我早就撕了。”
　　天哪！我们回乡十三年了，竟然当了十三年“黑人”，连户口都没有。
　　我办完了妈妈和两个弟弟返京的全部手续，拿着这些材料去找爸爸单位的领导杨书记，问他为什么别的单位能给办，他却不能给办，并且直接告诉他，公司并没有接到他所申报的任何材料。
　　杨书记非常尴尬，楞了半晌才说：“我们这就办，这就办。”
　　我们全家落实政策返京的问题就这样全部解决了，我激动的几夜睡不着觉。
　　我把这好消息马上写信告诉远在成都的姐姐。我写道：“亲爱的姐姐，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当日夜盼望的事情即将成为事实的时候，谁能相信这是真的呢！”
　　写到这里；泪如泉涌；却再也写不下去了；泪水浸透了信纸；我哭着趴在桌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把这写了一半的信撕下来，夹在一个笔记本里，留作永久的纪念。又重新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这半封信我直至今天还保存着。
　　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提笔写了下面这些诗句：
　　千古悠悠多少事，
　　尽在不言中，
　　惊回首，
　　遗恨无穷！
　　可叹红颜白发，
　　谁怜苦海苍生？
　　子建怀才悲作古，
　　屈原含恨“离骚”赋。
　　爱也翩翩，恨也连连，
　　缕缕情丝恩和怨，
　　三十春秋冷与暖，
　　壮志未酬死不甘！
　　青春一去不再还，
　　凌云之志化云烟！
　　空悲叹！
　　重整昔日旧河山，
　　何日辉煌再现？
　　没有亲身经历过，谁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呢？
　　十三年来，我们受尽屈辱，饥寒交迫，挨打受骂；我去挖河被压断了脊梁骨，挖煤又多次遇险；遭遇过龙卷风和特大冰雹，真是九死一生啊！
　　虽然我干活时累得吐血，却从来没有低过头；在非人的折磨面前，爸爸险些寻了短见。正是我们弟兄几人的崛起，才让爸爸看到了希望。正是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返京的拨乱返正的英明决策，才使爸爸妈妈获得了新生，使我们全家重见天日。
　　“北京，我们就要回来了！”我激动地向着天空高喊。
　　我马上返回煤矿，辞去了那里的工作。矿上的会计告诉我，一个叫刘迎年的取走了我的全部工资。我并没有委托他呀，为什么他要取走我的工资呢？真是人心叵测呀！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３日，我离开煤矿回到家，耐心地等待北京的消息。
　　不久后，消息终于传来了，让我从家中速速赶回北京，于５月２４日到单位报到，到爸爸原来的单位上班。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姑娘的心
　　姑娘的心
　　我把要回北京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几个好朋友，当告诉贾尚清时，我发现妹妹小娥的眼睛一亮，我当时并没有介意。
　　早晨，我急急忙忙赶到固安县去坐车，却意外地发现小娥竟守在门口等人。一看见我她高兴地叫了一声大哥，我们一同坐在了开往北京的公共汽车上。
　　我奇怪地问她怎么来了，她指了指手中的篮子说：“我去北京换鸡蛋呀！”
　　这个鬼丫头，她是不是借换鸡蛋之名而送我回北京呢？
　　大约过了两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永定门。
　　下车后，我陪着小娥将鸡蛋送到五棵松的一个老头那里。从那儿出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上哪去呢？小娥提议去中山公园坐会儿。进了公园，小娥买了几根冰棍。我们坐在一个长椅上，边吃冰棍边聊天。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知道多年来，小娥一直深深地爱着我，但是姑娘那特有的羞涩却让她不好开口。她默默地望着我，饱含着无限深情。
　　说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想说，也许什么都不必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手牵着手，对视了很久，眼睛含着泪。
　　我们家的房子在文革中被别人占用，我虽然回京了，却无处安身，户口只得暂时落在大舅家里。
　　我还无处安身呢，怎么能对这个善良的女孩儿空口许诺什么呢！那样不是害她吗？再说阿君的信至今还没有来，是不是她不来信，是有了比我更好的人呢？
　　我目前的处境，能给她们带来幸福吗？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是觉得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应该更希望她比你生活的幸福，如果不能给予她幸福，那不是让她跟你受一辈子委屈吗？
　　小娥说要到她爷爷家去，我们默默地分手了，真是无言的结局呀！
　　后来我听说，她回家后大病了一场，我知道这消息时，心里很难过。
　　从那以后，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说她后来嫁了人，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平反昭雪
　　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重新掌握政府工作，拨乱返正，使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使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中国从此踏上了走向富裕的道路，我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十年动乱所带来的创伤却永远地留下了痕迹。许多稀世珍宝，珍贵文物从此消声匿迹，再也无影无踪了。
　　我祖父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些古书，古画，绝版邮票，古色古香的大龙床及硬木家具，却被村中那些无赖分掉，烧掉；我找过市委有关部门，却遭到婉言推诿。
　　我仍然不甘心，又将爸爸的问题反映给市服务局的崔同志和徐同志。
　　这是两位老同志，他们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看了我爸爸的起义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作为有功人员，既往不咎。证件的号码是１８４７３号。
　　两位老同志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我父亲是起义军人，却被当作黑五类历史反革命份子送回乡，蒙冤１３载，全家人受到株连，连我们几个孩子也未能幸免，甚至被剥夺了作人的基本权利。
　　徐同志和崔同志让我先回去等，他们留下了爸爸的起义证，要与上级主管部门核实一下。
　　转眼到了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日，爸爸的补发工资发下来了，共计７１６９。９４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爸爸单位的杨书记对我说：“小纪，你爸爸这次补发工资我上上下下跑了多少趟才批了下来，这回你得好好的谢谢我。”
　　我立刻满口答应下来，心想：我找服务局的事他肯定不知道，所以他才这样说。
　　第二天，我把装钱的信封放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当着其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杨书记，我爸爸补发的钱都在这儿呢，您看着自己留吧？”
　　我看见杨书记的脸色一红一白的，非常尴尬。连忙对我说：“快收起来，我那是跟你说着玩的，哪能真要你的钱啊！”
　　我把钱放进上衣兜里说：“那我先把钱收起来，您们谁用再找我。”
　　事后杨书记碰见我，揶揄地对我说：“真没看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还真小瞧你了，我算服了！”
　　我耸耸肩膀，摊开两手，摇摇头，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向他作了个怪样跑开了。
　　我把此事通知了爸爸，爸爸非常高兴地对我说：“目前国家号召居民储蓄，支援国家建设。我们眼下没啥用，就先把钱存起来吧！”我表示同意。
　　于是，爸爸就在前门大街储蓄所存了七千元钱，我记得当时的工作人员说：“这老头儿可真趁钱哪！”
　　她们哪里知道，这笔钱里埋藏着老人１３年的辛酸血泪啊！
　　而且爸爸当时是全公司唯一在落实政策返京后补发工资的人。
　　在那时，１００元钱就可以买一间不错的平房。可是由于文革中我们的私房都被充了公，谁还敢买房呀！原来有房的人都被打成房产主，戴高帽子游街哩！
　　由于房子被他人占用，我们无家可归。两个弟弟只得在工厂宿舍住，我暂住在大舅家里，后来与单位领导要求，又搬到了位于大栅栏１３号的单位职工宿舍。
　　爸爸、妈妈和姥姥没有地方住，只得仍然在固安县西的老家居住，小弟弟仍在固安中学上学，但是全家人户口都在北京。
　　我们兄弟三人每月都要抽空儿回家一次，把买好的口粮用自行车给家中送去。
　　有一天，我带了４０斤白面和２０斤大米，骑着自行车，路过大兴县与固安县交界的永定河大堤时，被两个人拦住了去路。他们说我是搞投机倒把的，车子和粮食全部没收。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但是他们不但不听还特别凶，我只得又坐车回到北京，到单位找到领导田祥开了一张证明，再坐车返回去。来回一折腾，到大堤时天色己经大黑了。
　　从固安县北边的大堤到家还有四十来里路，我骑到家时己经是半夜１１点钟了，第二天早晨我还要骑车返回北京上班。
　　就这样，我和弟弟们每月都要返回老家一两次，每次来回三百里路，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风雨无阻，真是不容易啊！
　　给老家送口粮一直送了三年多，直至全家返京才停止。
　　遭遇爱情
　　我每天上班下班，工作之余便去要我们的房子，这几年来，为了能早日要回房子，我还要抽空去找位于火葬场北边，北京八宝山路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