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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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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接受符合他的“人种”标准的单身女人秘密分娩。而这个俱乐部的目的绝对不是像战后谣传的那样，是为了帮助生育。强壮的党卫军“种牛”帮助喜欢生育的德国姑娘为“元首”生孩子的故事就来自这一幻想。俱乐部的真实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将不受欢迎的孩子流产掉。健康的“生育生命”的孩子，凡他们的母亲不想留下的，都被交给党卫军家庭领养——或者当即由党卫军照顾。到1945年为止，在“生育生命”俱乐部里生下了1万2千个孩子。
直到斯大林格勒的战争转折之后损失戏剧性地上升时，帝国的这位最高人口养殖员才想到有组织地生育。他和同样很感兴趣的马丁·鲍曼一起，想要帮助成了寡妇的或找不到男人的妇女得到做母亲的快乐。他和鲍曼也考虑过让“有价值的”男人组织多重婚姻。这时希姆莱大概想到了他自己的处境：1942年他的情妇和前秘书“小兔子”海德维格·波特哈斯特为他生下了一个不具合法身份的儿子，取名黑尔格。1944年又生下一个名叫娜妮特的女儿。这位党卫军头目的恋情对“第三帝国”的舆论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知道，希姆莱早就更喜欢和这个新家庭一起过他不多的几小时私生活，而不是和玛尔加和“小丫头”一起了。这似乎确实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生中的伟大的爱情——尽管很难拿这种概念去设想这位世纪杀人犯的私人生活。在希特勒的山庄附近他为“小兔子”及其孩子们布置了一座豪华的房屋，第二个家庭和谐地适应了这个褐衫环境的社会。希姆莱甚至想离婚，但玛尔加拒绝了——主要是因为“小丫头”。
当他在私生活中不得不权衡自己和孩子的相互利益时，党卫军的警察们正在被占区抓捕孩子。他们主要是去孤儿院抓——但也从幼儿园、校园或游戏场所抓。他们的受害者主要是金发、蓝眼的男孩和女孩。按照“党卫军人种部”的标准对他们进行测量、比较，根据相貌将他们分级。如果他们是“可以德国化的”，就将他们运往帝国。1942年9月16日，在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会议上希姆莱概括了这样做的目的：“我们要将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收集到一起。”在另一次演讲中他又对他的部队领导人说道：“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凡不在德国一边的，有可能会毁坏我们。因此每个我们送来德国、培养成一名具有德意志意识的有着优良血统的日耳曼人，是我们的一名战士，而敌方就少了一名战士。只要我能够，我真的打算将全世界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搜集来、抢来和偷来。”战争的一个特别感人的片段就来自这一返祖现象的工程。希姆莱的帮凶们抢来的孩子估计有数十万。大多数都没有通知他们的父母亲。仅从扎莫希克周围的波兰地区就被运走了3万名孩子，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至少运走了2万名。在德国为他们伪造了证件，交给忠于纳粹党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中有很多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真正命运。他们有的今天还生活在德国，有典型的德国名字，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希姆莱的人种妄想的受害者。
最迟从1943年开始，国内外的观察者们就将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视为纳粹政权无可争议的第二号人物了。在战争的命运终于开始转向的那个阶段他反而能够升迁，这不是偶然的。随着前线的失败，纳粹政权的统治越来越强硬——这由希姆莱负责。失败的战役有利于他的飞黄腾达。自1943年起他不仅控制这个恐怖警察机构的所有内部组织，而且控制着越来越大的武装党卫军，有时也控制着正规军队。另外，随着讳莫如深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领导下的国防军情报处的瓦解，间谍和反间谍领域的所有职权也落到了他手里。希姆莱将令人害怕的众多权力集于一身——但他不利用它们。当他去见希特勒时，他仍然是恭顺的奴仆。正如克尔斯滕所说，那位独裁者可以用一个手势将他的党卫军头目的不同意见轻易地“否决”。没有听说过希姆莱坚持过哪一桩哪怕是稍微有点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希特勒甚至故意用伤人的话惩罚他的“忠诚的海因里希”；因为他知道这位追随者非常在意。1942年鲍曼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希特勒的诋毁，它们“深深地伤害了”希姆莱；“显然不是从昨天开始。”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陷进了一条死胡同。他让他的黑色帝国不断宣誓无条件地“效忠”希特勒；他被这个誓言困住了。希特勒可以对此放心，因此也将那许多权力交给他。希姆莱绝不可能发动一场反对他的政变。因为他缺少群众的拥护，除了恐怖，它是纳粹政权的第二重要柱梁。戈林受到欢呼，戈培尔——至少在演讲台上——也是，但希姆莱绝对不会。当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行驶在一座城市的街头时，路边没有高呼“万岁”的人群站在那里。他的到来只会招致害怕的和充满尊敬的目光。希姆莱永远当不了“元首”——至多做个警察独裁者。另外，对他的工作情况的研究表明，在纳粹权力机构的野草丛中，他的位置是很“软弱地”保持到最后的。这位貌似强大的党卫军头目连最不重要的细节问题也要和党的职能部门、国防军或部长们细细商讨，然后将这件事呈给希特勒决定。这样，有关武装党卫队的武装和给养的长期争执就是希姆莱差不多每天都必须过问的一个内容——并不总能成功。
希姆莱的妄想第26节：出卖与背叛
他的惟一一个反对希特勒意志的步骤是偷偷进行的。希姆莱似乎很早就在现实的瞬间认识到了战争没有希望。自1943年起他多次向西方列强伸出了谈判的触角，它们都是以一个目的为前提的：和西方沟通，在东方继续战斗。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希姆莱越来越绝望地寄希望于盟国之间的破裂——希特勒也是这样。他派出柏林律师卡尔·朗拜恩或他的亲信卡尔·沃尔夫这样的密使，他会见中立国的代表，如瑞典的贝纳多德伯爵，他甚至发了一个直接的——至今都非常神秘的——信息给丘吉尔。但西方根本不想和刽子手希特勒谈判。1944年7月，丘吉尔在收到希姆莱的无线电讯之后只简单地记道：“收到，已销毁。”至今都很难破译出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的这些接触动机何在。这些会谈要求是对他的“元首”的秘密出卖吗？试探一切可能的机会，这本来就是一位情报局局长的职责内事务吗？希特勒其实也知道情况吗？如果希姆莱真以为他本人可以充当单独媾和的谈判代表的话，那么，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极端盲目。在最重要的战犯名单上盟军将他直接排在希特勒后面。这期间他们已经知道了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执行的大屠杀的一些详情。如果这位党卫军头目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罪过的话，他至少必须认识到，战争对手会将他归为主犯——有权利这么做。
在1944年7月20日的行刺希特勒事件中希姆莱扮演的角色也因为缺少资料而很不清楚。同时代人就想到过，为什么希姆莱的无所不包的情报机构对军官们的阴谋一点不知情。这位党卫军头目本人在7月17日拒绝了一封逮捕同谋犯路德维希·贝克和卡尔·格德勒的书面申请，这是巧合吗？他在行刺前一天未向柏林的党卫军卫戍部队发出警报，晚上克尔斯滕在他的总部看到他销毁资料，这也是巧合吗？反过来，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许多密谋者也很想将这位党卫军头目干掉。希姆莱肯定没有和刺杀者合作。但他是不是意识到了或知道了情况，在耐心地等待，想等除掉希特勒后凭他的巨大的权力工具自己掌权呢？这可能会导致内战——党卫军对国防军。我们只能猜测结局，对1944年7月20日希姆莱到底了解多少情况我们同样也只能猜测。
行刺失败后他属于赢家，只有这一点是实情。在向密谋者及其家庭残酷地清算时他的党卫军是决定性的。希姆莱强行实施了他在1943年针对逃兵使用的野蛮的“株连”方法——对“祖先风俗”的过去崇拜的又一个实践结果。1944年8月3日他在一次区队长会议上解释说：“你们只需要再读一读日耳曼传说。如果他们要剥夺一个家庭的公权，宣布将它放逐，或者，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发生残酷报复，就会毫不留情。如果这个家庭遭到放逐，被剥夺了公权，他们就说，这人进行过出卖，他的血是坏的，里面有出卖者的血，必须将他根除掉。在残酷报复时会将整个家族斩草除根。施陶芬贝格家庭将被一个不剩地彻底消灭。”果然，密谋者们的数百名家庭成员，妻子、孩子、兄弟姐妹，其中甚至有孙子和父母，都被关进了集中营。施陶芬贝格的一位孙子和岳母遇害了。
面对临近的失败，希姆莱毫不留情地采取严厉措施，这使他显得好像也能胜任军事任务。1944年9月25日他接过了“人民冲锋队”的军事指挥权。纳粹政权最后的这支队伍由未成年少年和到那时还没有被征入伍的老人组成，它的任务是以“最严厉的狂热”保卫“家乡领土”。这位党卫军头目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支装备不足、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队伍将付出高额的血的代价。在“人民冲锋队”成立前四天，他向军官们宣布了一个所谓的“海上日耳曼人”的传统，它显然是他从一则古老的“传说”中借用的：“当他们坐着船漂洋过海时，整个民族都在海上，当他们受到攻击，船漏水了，必须减少船上的重负，这时就会叫喊：男孩子离船！于是那些没有战斗能力的男孩子们就必须跳下船被淹死。这完全是从种族的角度来考虑的！妇女和女孩是民族的母亲，必须得到援救。战斗力必须保存。”最后他补充说，德国也必须准备，“将15岁的孩子们送到前线，保住民族。”最后，像希特勒当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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