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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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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亚泽科夫的悲剧还没有结束，一星期之后卡车也将孩子们运来枪杀。士兵们报告了国防军神父，发出抗议。这一行动被暂时中止。90名孩子被关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屋子里，无人照管，没有水和面包。他们的呜咽和哭泣声绵延不绝。再次抗议也救不了他们。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第三帝国”的一位青云直上者，重复了他先前已经下达过的枪杀孩子们的命令：“我基本上已决定，必须将已经开始的行动以合乎目的的方式进行下去。”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的道德就谈这么多。这位当时的第六军团总司令同意并命令杀死犹太人的孩子，从而成了海德里希的屠杀行为的帮凶。
4a别动队的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奥古斯特－黑夫纳在纽伦堡法庭上陈述了由谁枪杀孩子的争论当初是如何爆发的，他和他的上司，那位因其高效率而臭名远扬的党卫军分队长保尔－布洛贝尔的争论：“他命令我枪杀孩子们。我问他：‘由谁开枪？’他回答：‘武装党卫军。’我反对：‘他们可都是年轻人，要他们枪杀小孩子，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他（布洛贝尔）听后说道：‘那您就派您的人去。’这时我也说：‘他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他们也都是孩子呀。’争执持续了10分钟左右……我建议，让野战指挥部的乌克兰民兵去枪杀孩子们。对这个建议无人提出异议。”
借别人之手屠杀，这越来越成为党卫军和其他参与者的办法。突击部队领导们确实越来越倾向于让那些由当地人中征集的后备部队干这“肮脏的活儿”——枪杀。此时德国人只负责封锁——有些人真的提到，他们这样做没有亲手屠杀，有罪的仅仅是当地的卖国贼。“外民族助手”的数目急剧上升，在战争过程中它将由3万人上升10倍达到30万人。这不仅成了为德国凶手开脱罪责的途径，而且也提高了屠杀的效率。卖国贼们被当成工具，经常表现得很愿意将他们在一些被占区弥漫的反对犹太人的怨恨向无辜者们释放。
拉脱维亚的犹太女子罗泽尔－戈登斯坦因亲身经历过枪杀小分队的残酷：“他们将我们孩子们赶到一起枪杀。有几人想逃跑，但当场就被打死了。”罗泽尔本以为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对于她，在数天至数星期的不安等待和孤独之后，走向埋尸坑差不多像是解脱：“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也想死，现在终于可以死了。我知道，我会再见到我母亲。”罗泽尔奇迹似地从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枪一响她就跌进了坑里，尸体跌倒在她身上，盖住了这个一动不动的女孩。罗泽尔坚信，她的末日到了。直到几分钟后孩子才明白她还活着。当她听到凶手们“大声唱着歌，醉醺醺地”离开森林边缘的场地时，她从坑里爬出，躲了起来。
很多幸存者报告说，枪杀时，尤其是在枪杀后，案犯们都喝得醉醺醺的。给执行者酒喝是有目的的。1941年，立陶宛后备警察佩特拉斯－泽廖翁卡报告说：“每个人可以随意喝。我们可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当这些酒后来开始起作用时，大家都有了行动的勇气。”保安警察托格尔，10a突击小分队的成员，就这个内容供认道：有一次“执行我还记得很清楚，保安队员事后喝醉了，因此不得不专门分给他们酒。我们保安警察什么也没得到，我还记得，我们对此很生气”。引起不满的不是屠杀，而是缺少忘记屠杀的手段。
所有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对这种大批量地处决一清二楚。从8月1日起就下达了命令：“要不断将突击部队在东方的工作报告给元首。”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指示得到了一丝不苟的执行。我们以为，一方面要求对这些野蛮事情绝对保密，另一方面想将这一罪行详细记录下来的欲望又占了上风，这是一种冒险。
在帝国中央保安局，海德里希也随时掌握情况。当屠杀小分队无情地灭绝俄罗斯的犹太民族时，他的突击部队的“事件汇报”被不间断地送到他的柏林总部。他每天阅读第二突击部队1941年12月19日的那类报告：“在执行警察协助下对莫吉洛夫的公路干线执行监视时共抓到135人，绝大部分为犹太人。枪杀127人。”报告说，附近的一个苏联战俘的临时集中营“挤满了犹太人和干部。126人被拉出去枪杀了”。另外，在博布洛伊斯克附近的帕里奇进行了“一次特殊行动”，“行动中枪杀了1013名犹太男女”。数目不断上升，累积，帝国中央保安局准确记载的受害者达数十万。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7节：杀人犯的暗语
尽管跟在前线后面进行大屠杀，此时纳粹的种族政策的官方口号仍和从前一样，是将犹太人赶出欧洲。1941年7月21日，希特勒对克罗地亚元帅克瓦特尼克说：“犹太人是人类的灾难。”将他们送往哪里，是送往西伯利亚还是马达加斯加，都无所谓。仍然没讲明这种“最后解决”具体该如何执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决定就越来越紧迫。“保护国”内犹太人居民点的形势急剧恶化。波兹南区保安处负责人、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鲁尔夫…海因茨－霍普纳尔在1941年7月6日致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报告中写道：“今年冬天，犹太人有可能无法全部吃饱。”所指的是如今位于帝国范围内的洛兹犹太居民点。“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用某种迅速有效的方法干掉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是不是最人道的解决方法。无论如何这要比让他们饿死舒服。”“帝国保护长官”汉斯·弗兰克坚决拒绝在波兰建设新的犹太人居民点，“因为根据元首今年6月19日的一次口头声明，不久将要赶走保护国的犹太人，保护国某种程度上只是临时营地”——通向乌拉尔河对岸的居民点。
当前线背后正全力进行大屠杀时，海德里希还有时间和兴趣从事体育活动。1941年8月他参加了有12名最佳选手参加的特级德国击剑冠军赛，1941年12月，当德国国防军被困在莫斯科城外的俄罗斯寒冬里时，海德里希参加了和匈牙利国家队的比赛，成了最了不起的德国人。他习惯于早晨训练，时间是在4点和6点之间。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制定一个将欧洲的所有犹太人运往东方的全面计划。现在，由于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希特勒开始执行“最后解决”的最后和最极端阶段的那一天也临近了。海德里希想为这一刻、为希特勒讲的“毫无疑问正在到来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准备。在迷惑人的必胜信心的顶峰，他让帝国中央保安局的“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起草公文，由赫尔曼－戈林于1941年7月31日签署。戈林在公文中授权1938年分管“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海德里希，“为在欧洲的德国影响区内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场突击部队在东方开始的大屠杀，也将扩展到西欧甚至法国及已占领的北非。海德里希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一“全权”。它将他“提升”为全欧最高“犹太人全权代表”——负责希特勒的主要事务之一。丽娜－海德里希战后声称，她曾经“再三”恳请她丈夫，放弃他的“职业”。可他只对她讲：“这你不懂。我必须做这件事。只有我能做这件事。其他人做不了。”
在海德里希亲自传达之后，“犹太人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了解了这些范围广泛的计划。艾希曼说，1941年夏末，海德里希命令他去柏林。艾希曼战后在以色列接受审讯时回忆说，这位上司显得特别不安，似乎感觉不舒服。“元首，就是说，移民……”海德里希有点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元首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艾希曼接着说道；“好像想检查他的话的效果似的，他一反常态，做了一个很长的停顿。我今天还记得。我一开始根本想不到这一效果，因为他在字斟句酌。不过后来我知道了情况，对此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讲不出话来。”海德里希通知艾希曼，是因为要他组织运输。他总是只告诉大屠杀的执行者们那么多，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相信自己具有完成“最后解决”所需的严厉。1942年1月20日他在大万塞56／58的一幢别墅里主持了一场国家机构高级领导人会议。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组织大屠杀的问题。该会原定于1941年12月9日召开，但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德国向美国宣战，会议被迫延期。海德里希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出什么有关“最后解决”的重要新决定。在苏联的被占区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正在准备修建新的灭绝营。主要是为了让各部参与计划。
会议由艾希曼做记录。是他为海德里希的开幕词准备了材料和数据，这位保安处头目证实了戈林对他的授权。全权委托书里要求海德里希“为在欧洲德国的影响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一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行动；”海德里希在万塞别墅里解释道，“将涉及110万左右的犹太人。”他们会“被派去东方”。“同时，大部分人无疑会因自然减员而损失掉。”
“‘自然减员’是什么意思？”20 年后，在以色列警方审讯时，以色列上尉阿夫纳－莱斯问海德里希的帮凶艾希曼道。
艾希曼：“这是指完全正常的死亡——心脏病或肺炎。如果我在此刻死去，这就是自然减员。”
“最后可能剩下的部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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