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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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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直打得他们满身血污。新兵们不得有一丝表情。然后轮到他们自己，必须经常殴打。
骷髅头第41节：绝对忠诚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意义”，这就是纳粹妄想常见的陈词滥调。世界被分成黑色和白色，朋友和敌人，分成“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生命。全部生存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民族和人种的斗争，不仅国外有敌人在窥视，不，国内也有。最后说，要么“他们”死，要么“我们”死——完全符合希姆莱1933年讲话的意思：“你们是黑色兵团，元首和运动最忠诚的工具，是所有对手最害怕的敌人。我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们知道，只有死去的和被消灭了的敌人才不会再伤害。”他们免除了新兵对这种行为的一切责任。大多数人接受了建议和敌人的概念，说是他们殴打和折磨的不是真正的人，那些只是“犯罪分子、反社会的人、国家的敌人、懒汉、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窃贼和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被称为“祸害”；必须将他们“分离出来”，“消灭掉”。因此骷髅头部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民族和国家最严重的敌人。党卫军的语言充满了这种疯狂的思想，但当时会发现它是理所当然，并会按照它来行动——他们可是所谓的“元首意志”的执行者。“我发誓，阿道夫…希特勒，至死效忠您。”——汉斯…施塔克也这样宣过誓。
新兵为要求他们的臣服“得到了报酬”。据他自己讲，当他首次站在一座集中营的监视塔上时，年轻的施塔克就体验到了权力和统治的感觉。幸存者卡什米尔…斯莫伦证实，施塔尔为他在市民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有的“握有这许多权力”而得意。有时他表现得像个高级教师：“我们必须写200遍：‘我必须准时来上班。’”
他弟弟说：“自从汉斯加入了党卫军”，他“显得自信多了”；他没有再扮演“小丑”。“当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返回达姆斯达特时，我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同学们问：“哎呀，这是谁呀？”我说：“这是我哥！”君特…施塔克永远了解不到全部的实情。当他有一回问“集中营是什么东西？”时，他哥哥回答说：“你会拉丁语呀。把人们带到一起，在周围建一圈篱笆，这就是集中营。”汉斯…施塔克青云直上，对于一个无疑地主动适应骷髅头制度的人来说这是典型的。他的人生的站点包括一系列将取得那种令人恐怖的名声的屠杀场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后来还有奥斯维辛。
这位来自达姆斯达特的小伙子是党卫军死亡帝国中的许多人之一。集中营还有后来的灭绝营的制度需要一大批人。在外面的帮凶们的支持下，数万人在那里面工作。这许多人参加了屠杀数百万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造成这种后果的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解释有很多种：独裁下的生活、危机或战争的残忍、信息垄断的极端教条化、敌人概念的灌输、国家的暴力制裁、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有目的地招募凶犯，但也有升迁欲望、盲目服从、顺从权威、适应种族主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写过，单是战争就足以让人释放他们最无耻最卑鄙的冲动。随着国家废除了屠杀禁令，“邪恶欲望的压抑”也就停止了，人们做出本以为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相符的残酷、狡猾、出卖和野蛮的行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数十万人都这么做，我们必须将目光针对个人——针对他们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和责任。
奥斯维辛幸存者赫尔曼…朗格拜因在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向我们描述了他自己经历过的杀人机器的各种症状：纳粹政权如何创造一种敌意的气氛，如何树立消灭事实的或想像的对手的意志，“元首原则”如何取代自己的良心，“高级和低级人种”的妄想如何结出果实。谋杀机器的官僚和行政技术如何形成规模，分工犯罪，不亲自屠杀——这一切一起促成了灭绝营里的那种可怕效率。
但放弃自己的良心一开始就是让个人的人格臣服于所谓的“元首意志”。“‘元首下令，我们紧跟——元首下令，我们盲目地跟从你！’这导致了奥斯维辛的大屠杀。”而且对似乎不适合这样的人也一样：“我认识根本不想参与的一些人。命令下达了，得到了执行，有人监督如何执行。军令如山——必须讲‘是’，执行它，不负责任。奥斯维辛弥漫着这种气氛。”
但还是有不需要监督的凶手，他们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捞好处：“绝大多数很年轻，包括那些党卫军头目，他们就是想有所作为，在奥斯维辛可以飞黄腾达。他知道上级对他的期望。他不需要命令，他主动。嗯，在奥斯维辛，主动听话就可以青云直上。当时都讲‘千年帝国’，待在上层，这很舒服。不是个个都这样，但大多数人是。”
前党卫军集中营医生汉斯·明希博士谈到集中营人员的精神状态时说：“大多数是很普通的人，虐待狂或有前科的是少数。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主要是，机会主义者比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多：也就是那些人，他们认识到入了党就有好处，参加了党卫军，好处更多。如果我属于希姆莱说的‘你们必须完成最艰巨的任务’的党卫军特种部队，那我就是国王，我就遥遥领先了。这种现象让许多人感觉是精英，尽管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干的当然是肮脏的工作。可没有人这么讲。”
不过，那些不升迁的人，也行使了主宰人命、主宰生死的权限。这对很多人都很有诱惑性：“你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你能从中获利。你可以成为一个小领导，至少在一个小范围内。这种想法起了作用，这是能让某些人在奥斯维辛工作、而不必天生是虐待狂或犯罪分子的原因。”汉斯…明希说道。
骷髅头第42节：达豪学校与其他
党卫军的集中营制度使人成了犯罪机器的一部分。集中营管理制度包括一种严格分工、部分相互竞争的等级制度。设有五个部门，指挥部是所有集中营和值勤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指挥官同时也是所有党卫军成员的指挥员。然后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盖世太保二处，它的工作相当独立。它决定犯人的接收和释放、惩罚和处决。三处是所谓的“保护性拘留营指挥处”，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的负责人行使副指挥官的职权，报告、区及小分队负责人都归他管辖。这些人又不仅有对犯人行使命令的权力，而且负责每天的恐怖形式：无论是在营地里还是在外面做苦工。四处分管行政事务。它负责犯人的服装和食物供应，因此对犯人的“生活条件”负有责任。另外它负责管理没收的犯人的私有财物。
医生和病区的护理人员由负责“卫生事务”的五处管理。它的任务主要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犯人恢复健康，消灭瘟疫。但实际情形弊端很多，以至于犯人感到被送进病区就等于是死亡判决。在后来的几年里，致命的酚注射和可怕的人体试验在许多集中营中都是司空见惯的。
等级制度、竞争和分工也将集中营的犯人们考虑了进去。党卫军故意将在集中营里监督和管理的任务委托给几名犯人。根据“绝对权力是等级权力”的原则产生了一种以内奸为主的精确制度。这么做是要让受害人也成为凶手。有些所谓的“犯人头头”残忍起来不让党卫军看守，另一些试图想办法缓和恐怖，保护同伴。
犯人等级制度的最高人员是集中营营长。区长受他管，然后是室长。另外还有大囚犯头头和囚犯头头，他们负责监视工作，无论是在采石场、建筑队、仓库、厨房还是车间里。集中营幸存者欧根·考贡对此写道：“这一集中营制度之所以稳定，首先靠的是一支囚犯头头们的协助队伍，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减轻了党卫军成员的负担，从而使得绝对权力无所不在。没有这支权力的代表队，纪律和监视的制度早就瓦解了。因此，为了让一派派囚犯精英互相对立，让他们产生依赖，党卫军欢迎他们争夺监视、管理和后勤岗位。于是普通犯人就受到双重的管制，即经常很少在集中营露面的党卫军和始终在场的囚犯头头。”
对集中营世界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招募党卫军成员。希特勒和希姆莱早几年就为此任用了一个人，他的作用和意义长期受到低估：台奥多尔·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党卫军屠杀计划的基础建设，他要为这个恐怖和灭绝的制度建立模范场所。他的名字代表了所谓的“达豪学校”。艾克使达豪成了其他所有集中营的榜样，在帝国内部，后来也在帝国境外。
是他为此创造了合适的“精英”；并取得了可怕的成功：他要将他的“骷髅头”成员培养成这个制度的绝对服从的执行者。艾克不仅亲自招收他的人员，而且也经常操练、训导和训练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他自己从没去过奥斯维辛。但他的学生们后来统治着这些集中营，在那里相互比拼，想超过对方。
艾克出生于1892年，是一位火车站站长的儿子。由于分数差他中断了学业，于1909年17岁那年加入了皇帝的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西线军需官，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像从前的很多军人一样，战后他的社会地位也大跌了。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失败是民族的屈辱，魏玛制度是外来思想的畸形产物，而且也是他的个人不幸的起因。他一段时间为警方当情报人员，后因反政府言论被开除。他永远得不到他所向往的正式的警察工作了。于是他接触了那些和他一样仇恨新局势的人。1929年他加入纳粹党。作为伊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保安委员”，他有了一份能维持家庭的收入。1932年他成为党卫军成员。这导致他第二次失去工作：他的雇主得知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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