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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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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4月30日，最后的党卫军成员在那里被美军俘虏。
巴伐利亚的州府并没有恢复平静。当希特勒相当舒服地坐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时，孜孜不倦的恩斯特•；罗姆又开始在慕尼黑重新组建一支战斗力更强的准军事联盟：由于纳粹党和冲锋队受到禁止，因此他给这个新组织取名“前线魅力”。在罗姆的严格领导下，这个组织联合了那些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他的队伍迅速壮大。1923年11月冲锋队只有2000名成员，当他的麻烦朋友希特勒1924年12月被释放出狱时，罗姆可以骄傲地告诉他：“前线魅力”已经拥有3万名成员了。
罗姆想像从前一样继续干下去。由他担任一支准军事队伍的领导，希特勒将来也只能担任“鼓吹家”的角色。但这位老朋友似乎汲取了从前的教训。希特勒不想再一次受制于不受任何控制的强大的党的部队。没有党的支持罗姆就必须让步。1925年4月30日，就在对纳粹党和冲锋队的禁令被取消前不久，当希特勒“回忆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和困难的时光，为你的同志情谊衷心地感谢，请你不要取消你（对我）的私人友谊”时，他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月后，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说明白纸黑字地摆在了罗姆的办公桌上。希特勒的办公室通知他：“希特勒先生不想再来一场新的武装运动。如果他曾经这么做过，只是因为那些后来抛弃了他的先生们的敦促。他如今只需要一支会议厅卫队，就像1923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圆滑的拒绝。罗姆先是没有多大成就地过着平民生活，1928年他流亡玻利维亚，担任军事教官。
希特勒以他对危险竞争特有的敏感第一次排挤掉了他错认的朋友。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时，罗姆将“前线魅力”大规模扩建了，待到希特勒回来时，它的影响超出了党的影响数倍。这支武装部队做到了党还必须做的事情：将影响扩大到了巴伐利亚州境外。纳粹党又有了被冲锋队比下去的危险。但现在希特勒夺走了冲锋队具有独特魅力的支柱。这支队伍虽然依然存在，却失去了中央领导。留下的是一支各自为营的党的军队，不能统一行动。作为权力因素它暂时被排挤掉了。这下希特勒可以不受影响地着手在党内大规模地巩固他的指挥权了。他只信任那些他亲自挑选出来的人。
权力斗争第5节：谁是老大？
希特勒后来解释1925年4月的这一决定说：“我当时想，我需要一支卫队，不管它规模多小，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甚至会朝着他们自己的兄弟动手。宁可只要来自一座城市的20个人——条件是，可以完全信赖他们——也不要一大群不可靠的人。”他命令老突击队员尤利乌斯·施莱克组建一支新的卫队。施莱克执行指示，发现了众所周知的地方。在慕尼黑的托尔布劳啤酒馆里，他将“老战友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支队伍9月份取的名字符合它的领袖目前的需要：“防卫梯队”；简称党卫军。
像“突击队”一样，党卫军最初也自认为是“精英”；无条件地服从于它的领袖。成员的挑选极其严格，更让人想到古老的体操协会。最初的党卫军规定里写道：“慢性酒鬼、饶舌鬼和有其他毛病的人不予考虑。”每个觉得有此需要的人都可以像从前一样加入冲锋队，但和冲锋队相反，党卫军的拥护者从一开始就要接受一个严格的筛选程序。他们必须年龄在23岁到35岁之间，必须有两个担保人，必须在一个地方居住了5年以上，必须“身体健康； 体格强壮”。不光在慕尼黑，其他城市现在也出现了党卫军小分队。它不是冲锋队那样的群众运动，它只想成为一支小型的精英部队：各分队有一位队长和10名成员。只有柏林有两个领导，指挥20人。形式上属冲锋队，外表和冲锋队的区别仅在于戴有黑边的饰袖章和帽子，着褐色衬衫，这些少数的党卫军成员像是褐衫纵队的默默的陪伴者，它的行为准则更让人想到一所寺院学校和一个教派。党卫军国家领袖”埃尔哈德·海顿在1927年的一道命令中规定：“党卫军在队员集会上绝不参与讨论。为了从政治上训练他们，夜里集会时，在整个报告期间，党卫军成员谁也不许吸烟，谁也不得离开饭店。”“党卫军成员沉默不语，绝不介入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领域（政治性地方小组和冲锋队）。”
党卫军在公共场所很少引人注目——即使它像在德累斯顿一样参加了殴斗。在那里，党卫军成员们在一次纳粹党集会上反击50名共产党员的袭击，党卫军领导罗森温克欢呼道， “自从……德累斯顿、普劳、茨维考和开姆尼茨团结一致的党卫军不仅狠狠地殴打了共产党员，而且将他们部分扔出了窗外之后”，没有哪个左派敢来破坏。相反，慕尼黑警方1929年夸奖了“要求党卫军成员遵守的”纪律，“即使触犯一点点现行党卫军命令中的规定，就会被罚款或在一定时间内被没收袖章或停职。特别重视各人的行为和着装”。检查时党卫军成员们随身始终带有一个党员证、党卫军证件和一本歌曲集。1929年还没有哪位重要的魏玛共和国的捍卫者对党卫军歌曲的歌词表示过异议：
“当所有人都不忠诚，
我们保持忠诚，
让大地上始终
有一面小旗为你们飘扬。”
希特勒很早就在培养有关他的党卫军的神话。在1926年的魏玛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他将如今已经交回纳粹党的党卫军的“血旗”交到了“忠诚者的手里”。从此，在粗暴的开幕式上我们就看到党卫军军官雅各布·格里明格尔扛着它走在希特勒身后。如今党卫军正式成为了褐衫运动的精锐卫队了。相反，罗姆离开后，冲锋队首次出现了大危机。各地方小组经常自行其是。直到1926年年中，当纳粹党重新取得权力之后，希特勒才认为更有力地控制冲锋队的时候到了。虽然将来要靠黑衫卫队统治国家，但希特勒也需要褐衫营的大批人马才能走到那里。事实表明，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少不了它们。
1926年7月27日，希特勒试图集中控制冲锋队。他争取到一位受欢迎的自由兵团老兵来负责这一任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简短地记道：“12点见上司。第一次谈话。普弗尔将担任帝国冲锋队领导。”弗朗茨·普弗尔·冯·萨洛蒙熟悉他的军队的潜能。虽然他放弃了建立一支具有罗姆特点的武装部队，但他也不觉得有必要让冲锋队奴隶似的臣服于纳粹党。冲锋队的队伍现在虽然受制于希特勒的权威，但普弗尔自有他自己的独立性，他不可能符合希特勒的意愿。纳粹党和冲锋队仍然不是一体。矛盾继续存在，只是夺取权力的共同斗争暂时阻止了灾难的公开爆发。冲锋队现在规模很大：虽然存在着潜在的领导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灾难将一群新成员推向了它。在这块平坦的国土上，纳粹党的这支队伍组织了无数次游行和集会。到处都有“褐衫营”在行进。它的军事行为，它的不断壮大，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那些政治家们至今很少光顾的地区。政治发生在大都市里，在那里举行一次集会要比去一趟村庄争取到的人数多得多。冲锋队在这里壮大起来，很成功。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记道：“人们开始谈论我们。人们无法再闭口不谈我们或冷冷地蔑视着走过我们身旁。人们必须讲我们的名字，即使心有不甘、怒气冲冲。”
权力斗争第6个：冲锋队的崛起
大城市里的政治对手在讲到这个名字时尤其怒气冲冲。这里笼罩着赤裸裸的恐怖。像1923年前一样，冲锋队冲击对手的集会，他们殴打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为国家社会党开道。同时还发誓要追求崇高的目标：“冲锋队前进……为了歌德，为了席勒，为了康德，为了巴赫，为了科隆大教堂和班贝格骑士……我们现在必须用啤酒罐和椅子腿为歌德效劳。当我们获胜之后，到那时我们又会重新伸出双臂，将我们的精神财富抱在我们的心窝。”这些话是“运动”的一位诗人维尔弗里德…巴德让他的“主人公”霍斯特…韦瑟尔讲的。
有关冲锋队员们的不法行为的警方报告在增加。比如1929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冲锋队员克吕茨至今还吹嘘说：“在那里我们睡在干草上，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买不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情绪高涨。”事实上发生了殴打和骚乱。一队冲锋队员列队走向党代表大会会址的方向，封锁了轻轨。当司机要求队伍让出轨道时，冲锋队员们冲进车厢，殴打司机和很多乘客。纽伦堡冲锋队在会场周围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行为：一家饭店被砸，因为它升起了他们所痛恨的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另一家遭到了啤酒瓶的轰炸袭击，因为它收留了工会成员。有位警察想保护一名受冲锋队员迫害的人，但一群人中有一位夺下他的警刀，在他的背部连刺三刀。希特勒用一句话挡回了对过于野蛮的指责：“冲锋队不是一个教育上流社会儿女们的道德学校，而是一个粗暴的战士的组织。”
特别是在柏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野蛮斗殴很快就成了街头的常景。那些褐衫的乌合之众故意挤进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挑衅。在红色的夏绿蒂堡，他们在共产党的家庭防卫梯队、交通饭店和租户小组的密集网络之间组织了一次“冲锋”。另一个焦点是舍嫩贝格区的“红色岛屿”。冲突像剧本里编好了似的，越来越司空见惯，不断发生。冲锋队开着卡车穿行在街头，高呼口号，向红色一方的设施扔石头。共产党员保尔？托尔曼描写他这一方人员的反抗说：“我们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术。先放纳粹分子进来，再封锁街道。然后尽可能不放他们出去。假如我们仅仅是回骂他们，他们还会再来。”在“纳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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