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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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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必须根除。我们要将在战争中找到的所有犹太人无一例外地消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破坏犹太民族的生物学基础，那么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消灭德意志民族。”希姆莱接着说，由于其便利的交通和与外界隔绝的位置他挑选了奥斯维辛。霍斯清楚这一命令的可怕性。但作为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盲目地服从他的领袖的命令。同时，恰恰是他被授以解决这么一个重要问题的任务，他感到荣幸。他要证明他是不会辜负这一信任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前进，前进……实施命令的措施。”但暂时还要耐心等待。希姆莱没有下达如何进行“最后解决”的确切指示。确定的只有目标——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确定了发展方向。在这幢坐落在优美风景中的别墅里，远离奥斯维辛和它每天的恐怖，世纪大屠杀的数理逻辑确定了。1942年3月26日，艾希曼组织的首列火车就到达了奥斯维辛，车上装满了斯洛伐克的犹太女子。她们被关进了前俄罗斯人的棚屋里。此时，原先被送进集中营的10000名苏联士兵中还活着的已不超过1000人了。
从1941年9月起，因容量原因新建了一座集中营。指挥官霍斯冷酷无情地督促施工。被俘虏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必须拆除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小村庄的房子，建起简易棚屋。比尔克瑙原计划用作战俘营，后被确定为集体大屠杀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死亡工厂。
在这个新的集中营营地外面，在一座小森林边缘，有两座漂亮整洁的农屋。周围的果树和它的草屋顶使这些房子完美地掩饰了在它们内部发生的事情。它们显得毫无危险，足以将受害人欺骗到最后一刻。凶手们在门上贴上了写有“消毒”和“浴室”字样的牌子。这些房子从此叫做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在它们旁边修建了三个简易棚屋用作更衣室。1942年6月底两个监狱都“可以使用了”。
当希姆莱1942年7月访问奥斯维辛时，他说：“艾希曼的计划在继续进行，并将逐月升级。请您想办法加快比尔克瑙的扩建。也请您不顾一切地消灭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当晚这位党卫军最高指挥官和他的屠杀帮凶快乐地坐在一起。霍斯回忆说，希姆莱“情绪高涨，心花怒放”。他甚至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吸了烟，他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希姆莱的批示成了残酷的事实：开姆诺、贝尔泽克、索比堡、特莱布林卡、马吉丹尼克和奥斯维辛——建起了6座灭绝营，在里面有计划地用毒气屠杀犹太人，全都在开足马力运转。阿道夫·艾希曼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冷酷无情地指挥犹太人走出火车走向死亡。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吕温布劳啤酒馆里当着一群听众宣布：“你们还记得帝国会议吗？我在会上声明，如果犹太民族自以为能发动一场国际性世界大战消灭欧洲人种，那么被消灭的将不是欧洲人种，而是欧洲的犹太民族。”
这期间，驱逐列车在奥斯维辛已经成了例行事务，每天有数千人从全欧洲来到站台上。他们被从家里赶了出来，被夺走财产，赶进火车，送上了毁灭之旅。妇女、男人和孩子，老人和病人被紧紧地塞进运牲口的车厢里。很多人在途中就渴死或累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料到这种恐怖。
经过了痛苦不堪的火车之旅，在集中营的火车站站台上，一切突然速度变快了。门被打开来，筋疲力尽的受害者们被拖出，被大声叫嚷和凶狠的党卫军军犬的吠叫驱赶着。谁不够快的，就被向前踢向前打。这场混乱是故意制造的，一种完美的恫吓方法。晕头转向和被途中的痛苦挫伤了勇气的人们服从着命令。当所有人都下了车厢时，行李被没收，尸体被抛出火车——那些没有能熬过前往奥斯维辛的地狱之旅的人们。这些工作必须由犯人们做，骷髅头刽子手们不想弄脏自己的双手。被放逐者的命运在站台上就决定了。女人们和她们的孩子们被分开了，男人和他们的妻子被分开了，家庭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拆散了。党卫军成员不让人们有告别的时间。因此，对于很多幸存者来说，淘汰的那一刻就和噩梦般的回忆联系在了一起。在被按性别和年龄分开之后，新到的犯人们必须站成五排。然后从集中营医生身旁走过。这位默默地用手势指向左或右。瞬息之间，几步路就决定了生死。集中营医生命令“有工作能力的人”向右，让老、弱、病人向左。如果这种淘汰时间太长，凶犯累了，那么剩下的受害人就只有一个方向了：向左，去死。
骷髅头第51节：瞬间的淘汰
这些医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手轻轻一挥就能决定站台上数千人的生死。一些人喝酒鼓励自己或服用兴奋剂，这样当起法官来就容易了。不过，奥斯维辛医生中最有名的那位显然有一颗清醒的头脑：根据报告，约瑟夫·孟格勒博士总是十分平均地挑选。向右，向左，向右，向左……幸存的时代证人们报告说，当他的手做着死亡判决时，他有时轻吹着小歌剧或华尔兹舞曲的口哨。
在“淘汰”之后党卫军医生们也用谎言污辱他们的职业称号。正常条件下会恢复健康的病人被穿上白衣服，被凶手们“隔离开来”。尤其是霍乱感染者，他们通常得到的不是药物而是一次“冲洗”。这是指致命地将酚注射进心脏。以犯人身份在病区服务过的维也纳女医生埃拉博士有一次找到党卫军医生克莱因博士谈话，问他如何能将他的屠杀行为和希波格拉底誓言17联系到一起的。克莱因回答道：“由于我发过希波格拉底誓言，我从一个人的身体内割出盲肠，犹太人是世界体内化脓的盲肠，因此必须将他们割掉。”这一蔑视人类的观点在有些医生的眼里不仅使屠杀合法化了，而且使各种伪医学的试验合法化了。党卫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孟格勒多是从站台上直接挑选他的受害者——尤其是双胞胎。伊茨哈克·特劳伯回忆说：“我和我的孪生兄弟是随我母亲来到毒气室的，这时她突然说：‘孩子们，跑回去，去他们寻找双胞胎的地方。’”他和他的兄弟齐拉一起来到了孟格勒博士的实验站。这位死亡医生开玩笑地叫这些孩子们：“我的天竺鼠。”他想凭一种独特的双胞胎理论被永远载进医学教科书。为了“研究”，他将化学物质注射进孩子们的眼睛里，看褐色眼睛能不能长期变成蓝色。他又通过注射环已巴比妥和酚杀死另一些孩子，取出他们的器官。今天，约瑟夫·孟格勒这个名字代表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蔑视人类的医学实验。但这位出身于金茨堡的人远远不是惟一的无保留地为凶手服务的医生。
但在党卫军女成员当中，女医生和女护士们的行为也出名地肆无忌惮。拒绝给病人和受伤者任何帮助，除非是为了保存劳动力。在首次拉文斯布吕克审判中起诉人解释说，“常见到犯人们站着死去或集合时跌倒在地，因为他们不想进入病区。”他们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黑尔塔·奥布豪森尔博士大概是最有名的纳粹集中营女医生。她是纽伦堡医生审判中因反人类罪受起诉和判刑的惟一女性。她1935年起担任德国少女联盟的“区负责人”；1937年起为纳粹党员，1940年她主动申请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做党卫军女医生。在那里，她参与了使用狱中的波兰妇女做试验的计划。在宣读判决书时法官引证道：“奥布豪森尔了解实验的内容和目的。她帮助挑选试验人员，以医生的身份对她们进行检查，也为手术做其他的准备工作。手术时她待在手术室里，担任助手。每次手术结束后，她故意怠慢病人，要让试验人员身上的伤口极易感染，因此她服从地同格布哈德和费舍尔进行了合作。”
但也有党卫军妇女帮助犯人的。这些人很少，其中之一是玛丽亚·施特罗姆贝格尔，她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党卫军管区护士。一位幸存下来的犯人报告了她的工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没有回营地，因为我们‘被调派了’。厨房里只有我们俩：我和护士玛丽亚。我在洗餐具。突然我听到营地里传来一声脆响，而且离我们的厨房窗户不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时犯人经常“触电”。同时我听到我身后传来一声低呼，玛丽亚护士站在窗前。我转过身，看到这位护士脸色很苍白，无力地跌倒在一张椅子上，她快昏过去了。我吓坏了，喊来护士玛格蕾特。几分钟后一切就都恢复了正常，但玛丽亚很快就回家了。”这件意外事故之后玛丽亚·施特罗姆贝格尔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致命的事件进行了了解。于是她获悉了用毒气毒杀、在对面的火葬场里焚尸及其他的任意屠杀和每天的折磨。从这一刻起她就开始帮助犯人们。她尽力帮助。她设法弄到食物，购置药品，最后甚至联系上了狱里的抵抗组织，负责为他们传递消息。当有关她帮助犯人的事传开后，她在战争快结束时被驻地医生爱德华·韦尔斯大夫送进了吗啡瘾君子的戒除诊所。德国一投降，玛丽亚·施特罗姆贝格尔就被逮捕了，被关进一座波兰监狱。在从狱中寄出的一封信里她给一位幸存的犯人写道：“目前我身在一座拘留营里。您知道，在这里我是置身在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中间！而我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得不听他们抱怨人们现在对待他们的‘不公正’。此时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奥斯维辛的经历！我看到柴堆的火光，我闻到烧焦的肉的气味，我看到回营地的小分队的痛苦表情，后面跟着死者，我感到那令人窒息的担心，在我看到你们又恢复了健康之前，我每天早晨都在为你们担心，我会冲着这里的人大喊大叫，盲目地冲他们发火。”由于前集中营犯人们的干预，玛丽亚·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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