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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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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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