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贝利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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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增添了乐趣，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观赏风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我的祖国，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模样。那时我们所能享受的最接近于空调的条件就是把车厢两边的大窗户都打开。在火车拐一个长弯时，我看到了火车头，看到一缕烟雾从火车的引擎中喷出，我是如此惊讶好奇，将身子远远地探出了窗外，要不是我的父亲我早就一头栽了出去。他一把将我抓了回来。我母亲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斥责我。我在这个星球上的日子险些就在那时结束了，然而老天有眼……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坐在了父母中间，再也没冒任何危险了。
　　我们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到达包鲁，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我的父亲有机会展示他的足球才华了，因为不用再担心钱，他将更加出彩。我们起初住在车站旅馆，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街和阿尔弗雷多鲁伊斯街的交会处。后来我们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租了一间房子，邻居就是巴龙家。这家有一个孩子后来被叫做巴龙尼奥，先后在包鲁的诺良斯特队及帕尔梅拉斯队、弗拉门戈队踢过球。当时住在我们隔壁的还只是巴龙尼奥的祖父母。
　　而包鲁本身就像是世界中心，比我那时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有我想象中的大城市的所有代表物：商店、电影院和宾馆饭店。甚至在那时，它便已经是巴西内陆较大的城市之一了，有大约８万人口，也算是个交通枢纽，有三条铁路干线穿城而过。我们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端，命运女神似乎一定会在这里垂青我们。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向我父亲提供合同的卢西塔纳俱乐部变成了包鲁体育俱乐部，简称ＢＡＣ，新老板就位后，有了新的主意和新的章程。他们决定信守合同中足球的部分——要知道，唐丁霍是一名优秀选手，尽管他的膝盖曾受过伤——但我们来到包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那份公务员的工作，合同中却绝口不提了。所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而我父亲要养活的家庭却比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时还要大了。除了我母亲塞莱斯特、父亲唐丁霍、我弟弟、妹妹和若热叔叔，我的奶奶安布罗西娜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谢天谢地，我父亲的膝盖这回坚持到了正式上场比赛。１９４６年，包鲁队在圣保罗州内地最好的一些球队组成的〃乡村联赛〃上获得了冠军。我父亲射进了很多球，成为最佳球员。他在城中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长，他的膝伤实在是糟糕。我还记得他每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坐在那里看着他肿起的膝盖。那时包鲁的医疗条件很差，我通常也只能为他取来冰块，帮他敷在膝盖上。那时的医生可能根本不知道〃半月板〃这个词，更不用说为它做手术了。父亲能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在ＢＡＣ队踢了八年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
　　在父亲因伤不能上场时，我们家便度日维艰。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总是光着脚，只能穿旧衣服。我们的房子又小又挤，屋顶还是漏的。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记得有几次妈妈给我们的饭只有面包和一小片香蕉。我们从未断过顿——就像巴西许多境况比我们还糟的家庭一样——但是对我母亲来说，生活中总是笼罩着恐惧，对于无米下炊的恐惧。我活了６５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对生计的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惧。
　　当然，家庭成员有难同当。我叔叔若热在卡萨卢西塔纳找到了一份送货人的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９年，他的敬业精神（这是他最大的长处）使得他不断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帮助了我们填饱肚子。我姑姑玛丽亚在圣保罗工作，每当她放假来看我们时，总是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也带来衣服。
　　我也该为家里分忧，毕竟我是长子，所以我决心也做点事。大概是７岁时，我勉强攒够了置备一套擦鞋工具的钱，这要感谢若热的帮助。我打算在包鲁繁华的十字路口转转，靠替人们擦本已锃光发亮的皮鞋来挣几个铜板。但我母亲却坚决要求我不能离家太远，只能从邻居中揽活儿。由于我们这条街上有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我记得我那时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母亲的话可没法不听，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敲开了鲁本斯阿鲁达街所有人家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擦鞋。他们都很友善，但我只揽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从这桩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项后来并未能时时记住的经验：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要了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怎样把鞋擦好，我需要练习。我把父亲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这是一双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玛丽娅带来的，原本属于她老板的儿子。我只是在特殊场合才穿上它们，所以它们得以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特殊的场合——我想试试穿着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样光着脚踢球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果踢坏了它们。
　　最终我说服了母亲，想在我们的穷邻居中揽到擦鞋的活儿简直是徒劳，于是她勉强同意我可以在比赛日陪着我父亲去包鲁体育俱乐部的赛场，至少那里有许多鞋需要擦，而且父亲也可以照看我。其实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潜在的生意，意味着我不可能空手而归，于是那天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个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初战告捷使我母亲宽心了许多，也准许我到火车站一带去擦鞋了——那里多了许多竞争对手，很多像我一样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样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挣一点钱了。
　　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家境稍有好转了，我父亲终于在一个诊所谋到了一份差事。干的完全是粗活，主要是擦擦洗洗，搬搬扛扛，但因为这份工作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比他打的其他短工都要稳定，于是多年以来笼罩在我们家屋顶上贫困的阴翳稍稍消散了些——虽然并未移除，但毕竟是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我受教育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我母亲坚决要送我上学，并竭尽全力地置办了上学所需的一切，于是我适龄进入了包鲁的埃内斯托。蒙特小学。按说我应当在那里读上四年书，然后再读四年中学。如果你足够刻苦，或者足够聪明，或者足够走运，还可以进入大学预科再读三年，最后进入大学。但对于一个８岁的孩子来说，那是遥遥无期的。
　　那年月为一个穷孩子上学做准备可不多见。我母亲和奶奶将我磨破了的短裤一一缝补好。我的衬衫是用运麦子的口袋布缝制的（不过质地倒不错，是纯棉的）。实际上一开始我是很高兴上学的。他们给了我一盒彩色铅笔，我很快就用光了，画了我能画的一切。第一天上学是父亲带我去的，一开始我的行为也很规矩。但我很快就在上课时变得多嘴多舌起来，并成了班上的一个捣蛋鬼。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位老师——西达女士。她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也不准学生分辩——一句话，她不容许有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我经常受罚，被迫跪在一堆晒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豆子上——也许这锻炼了我的膝盖，为日后做了准备……
　　我不是个好学生，但一开始事情也并不很糟——如果西达女士不像我后来的一些老师们那样严厉的话，我只不过是个偶尔淘淘气的小顽童。我想读书，也不认为自己笨，但我的确学习成绩不好。现在回首往事，我对此感到很奇怪，不仅因为我现在知道了教育有多么重要，而且当时我也有很好的刻苦学习的动力——大约我七八岁时，我迷上了飞机，梦想着将来当一名飞行员。我经常到航空俱乐部去看飞机和滑翔机表演。只要有机会，我就飞奔到机场，目不转睛地看着飞行员们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或者看飞机着陆，甚至为此逃课。开飞机真是一种再浪漫不过的谋生——以及生活——的方式，我为此而心醉神迷。
　　我记得曾向父亲谈及此事，令我惊讶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本以为他会打消我的念头，但他却巧妙地提醒了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需要掌握很多技能——如读、写、导航等等。我记得这是他第一次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对待我，很认真地听我的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个四肢发达的足球运动员，他的头脑也很聪明——只有他总能化解我母亲的火爆脾气——我当时立刻明白了我应当听他的话。这使学校在我心目中变得更重要、更有用。甚至在逃课时我也明白我必须受到某种教育才能飞上天。然而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正在闲逛，也可能正在踢球，忽然有人喊道太平间里有个死人，是个滑翔机失事的飞行员。我们都还是孩子，我的许多朋友和我都觉得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一个死人！还是个飞行员！我们又好奇又顽皮，跑到了事故现场细细查看，生怕漏过一丝一毫。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我和朋友们又跑到了医院陈放尸体的地方，透过一扇肮脏的玻璃看到了那名躺在一张石板上的死去的飞行员。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玩——我想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看到尸体——但随即太平间的工人或者是医生开始摆弄那具还穿着衣服的尸体了，当搬动飞行员的胳膊时，由于尸体已开始变僵，他不得不使劲地拉拽，结果一股血液喷射到了地板上。这情景便非常可怕了，就像电影中一样。一连几天几夜，这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噩梦连连。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航空俱乐部了。
　　随着我不断成长，包鲁变成了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学校和足球（后来越发如此），更有我的游戏。我与邻居的许多孩子交了朋友——有黑人、白人，甚至还有日本孩子。我们整天想做的就是玩耍。我们家的木房子外有个院子，里面种着葡萄，还有一棵芒果树和一些甘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