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贝利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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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的双胞胎子女乔舒亚和塞莱斯特也爱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建造的房子有六间卧室和一排用来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员的厢房。只要可能，我们全家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里配备了两辆电动汽车，同他们在球场上用来运送受伤队员的那种车很像。我和我那些较年轻的孩子一道骑马，让他们骑自己的矮种马。生活中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在这种驰骋中一起交谈——我在中间骑，两个双胞胎各在一边。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凯莉、埃迪尼奥和珍尼弗身边呆这么长时间——他们年幼时我的事业不容许这样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试图弥补以往在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欢和我年幼的儿子乔舒亚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长成一个年轻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同我心爱的父亲唐丁霍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和我也这样一起踢过球。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我们竟已白头而未知晓。过不了多久，乔舒亚也会和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在我有空的时候，乔舒亚是我亲近忠实的伙伴。
　　２００６年，我将步入我的第６６个年头，我感觉自己的心依然年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总是长命百岁，尽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于１９７６年辞世，享年９７岁，我的父亲在１９９８年离世时年届８６岁。在我真走的时候，我将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内。桑托斯市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层建筑，每层都有陵墓。我已为我的家庭买下整整一层。我的父亲、我的姑母玛丽亚（享年９０岁）和我的奶奶已经葬于此处。我买下这一层是因为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业合伙人建造的。从塔墓的窗户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贝尔米罗镇球场。在决定葬于该处时，对这个因素并未加以考虑，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尽管我希望我能把脚步放缓一点的那一天尽早来临。名声带来很多回报，我对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家庭，那么名声将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偶像
　　贝利是少数几个与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将名留千古，而不是转瞬即被遗忘。
　　——安迪。沃霍尔
　　我总说，我是来自三心镇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颗心的巴西人。对我的国家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是一座种族大熔炉，一个所有种族以一种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国家。尽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不公平，但这里也有一种了不起的平等意识。我们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我们怀抱着信念。我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或幻灭，我们始终怀抱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们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我的同胞们热爱贝利，但他们对贝利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别人的车上穿过圣保罗市的街道。我们在某个路口遇红灯停了下来，突然，两名持枪的盗贼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车。其中的一人用枪指着司机，要他打开车窗。但当他们看到车里坐的是谁时，他们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连声道歉地走开了。他们无法面对抢劫一位英雄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我有时却会造成相反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机场无须出示护照即可通过移民局的检查。人们知道我是谁，所以让我通过。在美国，他们甚至也多次不检查我的证件便让我入境，而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则是很少发生的。另外，在我来到海关时，也从没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这边，海关人员则时常打开我的背包，并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在对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我的祖国不尽相同。
　　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巴西人对他们的偶像非常苛严。有时他们关心的好像不是为你锦上添花，而是让你雪上加霜。他们乐于支持败军之将，而不是胜利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有时是长期积淀所致，并具有心理学上的特征。在我感到悲伤时，我总会想起多娜。塞莱斯特提醒我的话：〃你不可能每时每刻让每个人高兴。〃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英雄。我无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过，也见过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国，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纪念馆。但在巴西却没有贝利博物馆。在我看来，在这类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贝利的形象已进入图索夫人蜡像馆，但巴西这边却什么也没有。
　　我在尝试创办贝利博物馆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临一些难题。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在桑托斯市某块闲置土地上营造类似建筑的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规划。它本会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因为除海滩之外这座城市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游客。圣保罗州州长批准了这项提议，而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一名地方政务会委员来到现场，结果使整个事情化为泡影。他说这样做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的权力之争在作祟。那位政务会委员和市长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即便这座博物馆可惠及每一个人，那位政务会委员也还是不想让该市市长受到称赞。
　　此后，在瓜鲁雅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想在一个已经有一些足球场的破败地区建造一所足球学校。当地的政客们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官话推诿搪塞，使之最终流产。这种小肚鸡肠的做法确实让我深感失望。
　　我总对我母亲说，是她给了我三颗心：一颗给我的家人，一颗给欣赏我的人，另一颗给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于我心直口快，有时我也会激怒别人。比如在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后祈求神灵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时，就受到了这是在蛊惑人心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也没少树敌，因为我老是试图改变一些事物，而许多权势人物则在现存社会中享有既得利益。媒体中的某些人也喜欢挖我的新闻——这是个爱与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是名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进行核实。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轰动当然并不总能反映我实际上说了什么，但通常都能使报纸卖出去。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曾说巴西人必须恰当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哗然。有人指责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票，是在暗示他们都是蠢家伙。实际上，我的话是被彻底歪曲了。我们仍在实行独裁统治，不搞总统直接选举。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为我们挑选的。我所说的是，自有恰当的选举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支持朝着公众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向变革。媒体中人喜欢无中生有，制造风暴。
　　我一直在学习尽可能小心地走路。但有时小心得还不够。如此一来，媒体便有了炒作的机会：轰动效应可使报纸销量增加。我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为帮助某个人而说过一些话，但媒体却去找到那个人，并进行完全相反的报道。比如，今年我到了中国，一位记者问我罗纳尔多能否恢复最佳状态，以参加２００６年世界杯赛。我的回答是：他能，因为离世界杯打响还有三个月时间。他有伤在身。他出现了私人问题，如他的婚姻结束了。当你没有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足球上时，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到你的比赛。但我说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他并没有忘记怎样踢足球，他会为德国世界杯赛及时恢复状态。
　　我对巴西足球的伟大球星之一一直抱着积极和鼓励的态度。然而，在被要求对我的看法进行评论时，罗纳尔多却说我应该对他的私人生活三缄其口，并说我就会讲废话。
　　几年前，在罗马里奥身上发生过一段类似的插曲。但是，在弄清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之后，罗马里奥和我通了电话，并向我道歉。罗纳尔多也应该和我通个电话，问一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原谅了他。
　　我听说，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往往是经过选择才留下的。几年前，在罗纳尔多正从他的严重膝伤中逐渐恢复过来时，我到他家看望过他。我记得当时他在墙上挂了一张佛陀像，因为他那时的妻子米兰妮。多明格斯是一位佛教徒。我对他说，我在１９６６年也受过一次重伤，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接受治疗，而我踢得最好的世界杯赛就是１９７０年那届。我找机会认识了罗纳尔多的父亲。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进行祈祷。后来他成了世界冠军。他是否跟媒体说过这件事？
　　从１９５６年起，我就是各种书籍、文章、电影、文献纪录片等涉及的主题。到现在，我已为公众所了解。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不喜欢骑墙。我做预测。我预测的某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就没发生吧。１９６１年，我曾说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１９６５年，我曾说我可能到包鲁隐姓埋名。对吧，所以我们并不总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并非任何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此外，持有一种观点要比不回答任何问题好很多——人们不会接受的；他们会指责我傲慢。
　　我试图明察事理的方式之一是提醒自己，这些人有反应未必是冲我而来，所针对的是〃贝利〃变成的这个神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