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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一代名士张伯驹:文化高原上的奇峰(选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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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超逸书法见工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附 录
附录:
《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百花图》宋代杨婕妤(jieyu)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分为十七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
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在叙述方式上,不求体例一致、形式统一、辞章华丽,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序 言
序言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竟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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