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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一代名士张伯驹:文化高原上的奇峰(选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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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时，人们争相和张伯驹握手，纷纷表示要学习张先生的爱国精神。
丛碧山房的画室。张伯驹兴冲冲地跨进了门，正在挥毫作画的夫人抬头搭了一眼，径直问：“丛碧，今天有什么好事，这么兴奋？”
“有，有好事，也是大事。”
夫人放下画笔，在丈夫对面的藤椅上坐了下来。伯驹原原本本地把今天会议的情况讲述一遍，夫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画室里静极了，只有挂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保姆送来两杯煮好的咖啡。夫人揭开杯子，一缕热气从杯子里袅袅升起，慢慢消散在空中，她端起赭色杯子，又放回了原处。
伯驹眼睛直直地看着咖啡杯，他的记忆回到了15年以前：
1941年，张伯驹挥笔留下了这样的字句：
“自潘素（字慧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过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境已经中落。”“民国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绑架，这时奉养我生母、营救我的都是潘素一人。”
“为了保存国家文物，潘素也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予潘素。一、陆机《平复帖》卷；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三、李白《上阳台帖》卷……共十八件。”当时的见证人有婶母崔氏、王冷斋和陶心如，他们三人签字并画押。
往事历历在目，夫人莫非是……伯驹猜疑着。
夫人站起来，走到丈夫身后，两只手搭在丈夫的肩上，温柔地说：“丛碧，我想……”
“我想，把所藏珍品卖给国家，购买公债，不如直接将全部珍品捐献给国家更好。”
伯驹回过头去，望着夫人温厚地笑了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张伯驹何尝不想如此！但他存有一丝疑虑，慧素嫁他已20多年，自己已年近花甲，她还只有40岁，现在身无积蓄，而在自己身后，她的生活……
夫人的无私和深明大义深深地感动着伯驹。他起身走到画案前，挥毫几笔，一束飘香的幽兰跃然纸上，他工工整整地写道：“知我者，慧素也。”
初夏的阳光特别明媚。一个明丽清新的早晨，伯驹夫妇早早起来，再一次把选出的八件珍品，一件一件地展开。他们不停地用手抚摸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这些字画的机会了。对于张伯驹夫妇来说，这些字画犹如即将离开父母去出嫁的女儿，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阵爱抚之后，又悉心地包好。
夫妇俩携带珍品驱车去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这位海内外闻名的大收藏家，就这么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场之人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握着才艺超群、道德高尚的两位艺术家的手，迟迟不肯放开。两颗赤诚的心，两颗爱国的心，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们凝视着八件稀世珍品，思潮翻涌。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三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诚献瑰宝世代流芳（3）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是当年这位阔公子不惜倾家荡产，才免于流失海外的，它凝结着赤子的多少热情和心血！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经历了战火硝烟和颠沛流离的考验，得以保存至今，记载了收藏家多少艰辛和劳累！
人们也不会忘记，这珍品陪伴着两位痴情的艺术家度过多么美好的时光，给了他们多少欢乐、启迪和智慧！
如今，他们只有寥寥数语，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厚爱。
后来，国家奖励张伯驹夫妇2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分文不取。他们所捐献的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无价之宝，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部长沈雁冰
1956年7月
褒奖状中的“等”字所包含的另外三件是：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
张伯驹、潘素先生无偿捐献国宝的消息见诸报端，人们无不赞赏两位爱国者的壮举。他们的行动也带动着他人捐献。这一消息不仅轰动了大陆，就连台湾各方人士都很关注，尤其为当时侨居法国巴黎的大画师张大千所瞩目。大千曾与朋友谈及，吾老友张伯驹兄日前捐赠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价值连城，然他分文不取。
张大千所以如此系情，也是因为此事唤起了他的一件往事：
1951年盛夏，张大千移居南美。动身之前，他突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件墨宝：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五代从义《武夷山放棹图》以价值两万美金转让他喜爱收藏的一位好友。当时人们疑惑不解，“大千为什么仅以两万美金，卖了珍藏的稀世之宝？”
后来，张大千举家去南美不久，郑振铎专程从北京飞往香港，以原价从大千那位好友手中购得这三幅画，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当时，更加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莫非是与大陆的默契？”大千避而不谈。
当得知伯驹捐献后，大千心中似乎获得了某种慰藉：我虽居异国他乡，与君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珍藏的稀世国宝，终于聚首啦！
张大千此举的谜底是在他逝世一个月以后才揭晓的。我国的《瞭望》周刊载文：20世纪50年代，大千先生将他珍藏的三幅墨宝曲线卖给国内，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在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八件珍品的同时，还将另一件稀世珍品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主席。
伯驹非常喜爱此帖。李白狂放不羁，开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其书法被诗名所掩。《宣和画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他的这幅墨迹诗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帖面苍劲雄伟之中，见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真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到：“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三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诚献瑰宝世代流芳（4）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张伯驹另一件珍宝《游春图》，早在1952年就献给了国家。
那是郑振铎亲自赴香港收取《韩熙载夜宴图》等三件珍品的第二年春天他又登门造访大收藏家、他的好友张伯驹。
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酷爱书法和绘画，对祖国的文物古迹也颇有研究。他与张伯驹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结为好友。这时的郑振铎正担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到处奔波，多方联系，广事收蓄。
他今天登门，也是为《游春图》一事。
在交谈中，伯驹夫妇获知郑振铎已亲自将一件一件的真迹收归故宫博物院，还未及郑振铎开口谈《游春图》一事，伯驹就先开口了：“老朋友，如今是人民的国家，我珍藏的《游春图》也该交回人民的手中啦！”
“好，好，我们商议一下这件事。”郑振铎微笑着点头。
“还有什么要商议的？”伯驹好生奇怪。
“世人皆知，《游春图》是您用一座豪华的住宅换来的，当年不是张先生收蓄下来，早就流落异邦了。它倾注了您大半生的心血。目前国家虽不富裕，但总要给些报酬吧！”
“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
张伯驹强烈、真诚的报国之心感动了郑振铎，这位儒雅的学者，紧紧地握着张伯驹的手，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到了信任和理解，看到了晶莹而透明的泪花。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张伯驹将这封信及《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真迹和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轴一起送到了文化部。
因张伯驹坚决不要报酬，文化部决定奖励其人民币三万元。
三万元人民币当时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有谁了解，张伯驹还了因购买字画而欠下的部分债务就所剩无几了。张伯驹虽出身于豪富之家，因他只要见到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正如他自己所说：“貌如仓之鼠”，“等卧辙之鲋”。尽管如此，他也从不向人透露。
伯驹将全部珍品捐献国家以后，一方面夙愿得偿，甚是喜悦，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骨肉离散般的痛楚和知交远别的失落感。
一次，伯驹静坐于书房，两眼直视前方。夫人几次唤他，都无任何反应。夫人也觉得空落落的，所以她十分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她轻轻地推了推丈夫，温顺地说：“我们下一盘棋好吗？”丈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夫妇坐在棋桌前对弈。伯驹在棋道方面也称圣手。解放初期，李济深领导组织北京棋艺研究社，张伯驹任理事兼总干事。他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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