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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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　
　　而本科生也并不是高等级的种族，即使最能打的人，也只能算是一个吠舍，所以也只有研究生能够让我们实施经常性打击。　
　　刹帝利属于学校的那些子弟。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母太过优秀，把祖坟上的积荫全部耗光，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个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这从他们的外号可见一斑，像“猪耳朵”、“板子”、“傻屁股”之类。他们经常找借口讹诈不熟的本科生，或在麻桌上通过偷牌换牌诈骗混熟的本科生。一届届的学生让他们有取之不尽的财源，并且他们的归属往往很好，经常会被一个粗壮且一脸雀斑的女留学生看中，进而远嫁海外，弄个精尽人亡。　
　　而婆罗门则是那些在学校做小买卖的小摊贩。那年头做这营生的都是有过监狱生活经历的人，他们即使已经被政府改造好，其背景也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系当年就是被一个补自行车轮胎的瘸子给制住了，因为他的腿是在新疆监狱被打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弱势的羊羔形象，但他们对知识也有着天然的好感，并且那时我们经常凭借一腔热血博得他们的尊敬，像一个叫“麻师”的同学曾被烟贩屡次免单，我在毕业时也曾被一位西瓜摊的老哥在“吉祥饭馆”请喝了一顿酒。　
　　尽管打架越来越不好玩，但除了打架我们又能干什么呢？一把闲力气憋得真是难受，所以打架是隔三岔五就有的事儿，食堂、球场、舞厅、澡堂、饭馆、选修课堂，有人的地方，就有拳头和脚丫在舞动。套用一句书评家的话：“大学里只有两种人：正在打架的人，和正在谈论打架的人”。　
　　打架的人最怕牛二那样的光棍破落户，本来已经惨到无法再惨，生活也没什么指望，所以就浑不吝了。再坏又能怎样？　
　　我们学校的校际足球比赛叫“校庆杯”，而许多系参加这一赛事的初始目的就是打架，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无力夺冠的球队。我到大四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兴未艾，跟经济有关的专业成了热门，新闻系盛景不再，招不来体育特招生，实力一落千丈，足球也全无夺冠可能。所以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找茬跟国政系的人干了一架，然后被取消比赛资格，以此台阶全身而退。　
　　这一点跟参加韩日世界杯的中国队很像，反正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干脆就敞开了想，抡圆了吹，往死里踢，把人丢到姥姥家。　
　　而在大二时，新闻系人才济济，豪华阵容一时无两，旌旗直指冠军宝座，所以当主力后卫被计划系输不起的无赖用一个汽水瓶开了瓢时，我们压制住心头怒火，把伤员劝住，避免了血腥的复仇和更大的冲突，最终得偿所愿，伤员抱着冠军奖杯，阳光下笑容灿烂，刚剃的秃头熠熠生辉。　
　　但这口气也不能白受。幸亏我们掌握着舆论武器，校内真正的民办报纸《新闻周报》就在新闻系控制之下，于是一篇义正词严的报道迅速出炉，对计划系进行了强烈谴责。教科书上说阶级性是新闻的一大属性，信夫。　
　　计划系也不示弱，制订了一个通过走上层路线来封杀我们报纸的计划。《新闻周报》主编闻讯，连夜召开编委会商量对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由学生会控制的校广播站播出一条内幕新闻，言称新闻系密谋对策云云。最后一句是“本站记者某某某报道”，《新闻周报》主编一听，差点背过气去，原来正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急忙回宿舍质问，对方却振振有辞地说：“新闻就是要真实客观，这是咱们课上学的。”　
　　那个脑袋被开瓢却又忍气吞声的主力后卫，如今成了央视歪嘴，叫刘建宏，那次被剃成秃头后，反倒让他的头发长得更厚实，上电视后，许多人都羡慕地问他是不是戴了假发套，并问是在哪里买的；那个挑起传媒大战的《新闻周报》主编，叫王军，如今是新华社记者，为保护北平古建筑鼓与呼，并写出一部巨著《城记》；那个坚持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叛徒，如今以消磨生命享受每一天为天职，他的名字叫咣咣，他说，对死亡的恐惧使我生活得肆无忌惮。　　　
　　六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1）　　　
　　某一年冬天，我们被上级动员去颐和园搬冰，为清淤工程做贡献。大伙干得还算卖力气，可等回到学校，全都又冷又饿，那点儿公益心顿时变成满腔的怨气。　
　　在食堂，我刚排到窗口，旁边顿时递过来一堆饭盆让我捎饭。这种情况肯定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平时我们也就当没听见，反正能尽快吃到饭才是正茬。但那天，饿得正一股邪火，所以听到后面有人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后，这帮恶霸马上就不干了：“说谁呢说谁呢？”然后挑衅的眼光开始寻找。　
　　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瘦小的男人身上，一看就是个研究生。俺们就冲过去，让他发出了更大声的呻吟。那人还冲俺直眉瞪眼地说着什么，被我搡开了。　
　　然后我们坐在饭桌旁享受胜利果实。突然，那人又冲了上来，手里挥舞着一根长木条，大概是食堂外建筑工地上的材料，红着眼向我扑来。我站起身，那人把木条在俺眼前挥舞着，带动的风吹动了我的眼睫毛。像我这样的老架友，知道这会儿绝对不能掉链子，要不那哥们更会人来疯，于是一步步往前逼，那人终于没挺住，被逼退几步后，让哥几个将其按住，一通胖打。　
　　然后，我们被押到学校保卫科，接受了一番教育。然后陪那哥们一起去校医院接受诊治。路上那哥们说：“其实咱俩还看过电影的，我刚才跟你说，你就是不听，要不我这么急。”　
　　在他提到另一个美丽的名字后，我终于想起来。当年我以拙劣手法追求法律系一位师姐，手段是买了两套外国影展的票邀请她共同欣赏艺术。那次影展共有十场，没看到第六场，她就看出遇人不淑，借口功课忙把票转让给别人，就是这哥们。　
　　当时我对待爱情的态度也很光棍，你若无心我便休，发现邻座变成一个男人后，就毅然放弃了接下来那几场电影。　
　　天可怜见，这个昔日的挡箭牌终于落到咱的手上。当医院查出他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后，我内心充满了快意。看到了吧，凡是被人当枪使、坏人好事的，都绝对没有好下场。　
　　那根木条在我眼前刮起的风，如今让我心有余悸，但当年是绝对不会退缩的。所谓心狠手辣，就是换了别人该收手时，你还要继续出手。　
　　这条经验来自我高中时的一次小架。当时某同学跟我开了一个非常不该开的玩笑，我一下子就火了，给了他一记狠的。　
　　等那一下出手后，我知道下手有些过分，那人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这时，我内心飞快地运算了一下，如果露出怯意或向他道歉，那人肯定得理不饶人，干脆，继续打吧！于是我就做出犹不解恨的样子，欲继续打之。那人也马上收起刚刚酝酿好的委屈表情，飞快地躲开夸张愤怒的我。　
　　这绝对是经验之谈，望小架友认真领会，并应用到实践中去。　
　　但是，会打架的人，首先应该是会退缩的人，这更是经验之谈。至少，三种人你别惹，一是喝多的人，一是失恋的人，前者不知道疼，后者在努力做秀糟蹋自己个儿，你打他越狠他越有快感，咱可别给人家当道具用。还有一种人，就是身边有孩子的男人，不管那人如何逞能，都忍下那口气，不为别的，一定要在孩子面前，为父亲留下尊严。　
　　如今世风不古，更多了一种千万不能惹的，就是那些毒瘾发作又解决不了的人。　
　　有一天，一个小兄弟打手机向我求救，说他被人绊住。我急忙赶到楼下，原来是一个小混混借口俺兄弟撞了他，在讹钱。　
　　这时的我已经参加工作好几年，早就打不动了，想和平解决。但不管是鹰派还是鸽派嘴脸，那孙子都软硬不吃，非认准了要钱。他像一摊泥一样委身于我，说要不让我把他打死，要不就叫我爷爷。我被纠缠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痛苦得都要叫他爷爷了。当时社会经验太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小子是吸毒又吸不起的，不给钱是不行了。　
　　“你是在哪儿混的？”“顺子你认识吗？”　
　　我问了几个问题，那孙子给震住，将价码从五百元降到三十元，我急忙把这位爷爷用三十块钱送走了，外加一包烟。　
　　那个解困的兄弟无限敬仰地看着我，他肯定是佩服我认识这么多“在道上混的人”。　
　　“其实那些人都是我编的，什么顺子。”我对他坦白。　
　　一定要记住几个老大的名字，不知道没关系，编几个听起来像老大一样的名字也能对付。千万别让自己显得跟没有组织似的，那些所谓混的人，欺负的就是无根的浮萍、迷途的羊羔。　
　　这是另一条经验，拉出打架的架势，其实是为了不打架。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我的大学该毕业了。临走那天，哥几个说，唱会儿歌吧。就开始唱，然后拉行李的车来到了楼下，我开始与哥几个拥抱作别。这时轮到唱那句“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我和我抱着的人都绷不住了，相互拿对方的背心当毛巾用。　
　　那天有一个人没来送我，他是烁哥。他说：“真不敢去送你，我怕自己受不了。”我以为他只是说说，但没想到他就真的脆弱到没来。　
　　烁哥可不是这么没出息的人。我们系大学四年打的架，至少有三成跟他有关系，还有三成本来是别人挑起来的，他也急忙跑过去，使之变得跟他有关系，另外三成是他没赶上，就总是耿耿于怀地念叨，剩下那一成，是他不喜欢的同学惹的架，求他助拳他也不会。　
　　烁哥啊，有多少回，你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做了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有多少回，你一听说有人打架了就从宿舍往外奔，还不忘卸下根床上的钢管做武器；有多少回，我们在楼道的长明灯下等你打桥牌，等半天不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