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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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拯救生命施恩德



　　






何厚铧家族传52、“文革”年代苦涩情






52、“文革”年代苦涩情



　　






何厚铧家族传53、历尽沧桑返故园






53、历尽沧桑返故园

　　1976年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为民除害，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中国当代历史最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用共产党人的话说，叫“拨乱反正”。1977年夏天，何贤回到广州，又约了岳溪乡的干部，到广州人民大厦跟他见面，并一如既往地捐钱捐物，帮助家乡恢复生产。何贤也想跟县里领导联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摆脱昔日的阴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你有情来我有义，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番禺县领导也很想与何贤重新建立联系，特别是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和“三胞”（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政策之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接触何贤，并通过他与番禺籍的港澳同胞建立起骨肉亲情的联系……

　　1978年12月底，何贤因事回到广州。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和市政协、市侨办、市外经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何贤。

　　番禺县统战部长卢开获此讯后，连忙拨电话给广州市委统战部，希望同有关部门联络，安排番禺两位领导参加此次宴会，给番禺提供一个接触何贤的契机，得到省市领导的批准同意。于是，番禺县委副书记李志恩和统战部长卢开，出席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三元盛会”。席间，两位干部向何贤汇报了家乡落实政策的情况，他在番禺的亲属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现在都予以平反。

　　卢开又告诉何贤，何氏家族的祖屋“文革”时给人占了，现在已收回，准备修理之后就交还给他。

　　临了，县委副书记还代表县委向何贤致以深深的歉意：“何贤先生，过去你对家乡建设出了大力，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希望何贤先生谅解。”

　　何贤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平静地说：“这些我能理解。中央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尚且挨批挨斗，我这个资本家自然难免喽！”他顿了顿又说：“批我骂我倒也罢了，只是连接待过我的同志也遭批斗就极不应该，极无道理的了。”

　　十年浩劫，最深重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扭曲了人心与良知吧。千疮百孔的心灵遭际，能够得以迅速地复原么？他们原以为何贤会有许多怨气，甚至从此不理睬家乡的事……没想到他心胸这般开阔，完全不计前嫌，念的却只是他人的不幸与不公！

　　此次会面后又一个月，也就是1979年春节前夕，何贤又回到了花城。花市的摊子摆满了大街小巷，春意盎然的景象，预示了一个好兆头。统战部长卢开，打听到何贤此次住在华侨大厦，就偕同副部长陈浩一起去拜访他。

　　他们见了面，就向何贤汇报了继续落实华侨政策的情况，并且叙述了团结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计划，希望何贤能够带头并帮助做好几位港澳知名人士的工作。

　　何贤听此一番话，坦然相告说：“这个工作是要做，只有消除坏影响，才能让人重新建立信心。我本人是没问题的，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多些，容易理解。人家则不同，成见太深了，慢慢来吧，多做工作。”

　　何贤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信封，问卢开道：“你们搞统战工作，有没有车子用呀？”

　　卢开答道：“县里的车子较少，用车还有些困难。”

　　何贤听罢，即刻写了“捐赠两台15座客车、两台9座豪华型小车”的字条递给卢开，并说：“送几台车给你们，有时港澳同胞回来也好有部车子接送。”

　　卢开、陈浩等万般感激，感激的不只是几部汽车，更重要的是何贤赞成他们做好港澳同胞的工作，并且用实际行动“雪中送炭”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何贤对番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霍英东引回到番禺来。霍英东在80年代以前，跟番禺可以说基本没任何联系。霍英东没有祖乡，他原是水上人家出身，但他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番禺人。论家财，霍英东比何贤多得多，何贤仗义疏财，比不得暴富之家，所以论出资，霍英东在番禺拿钱助建的数额自然比何贤多。现在番禺的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都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何贤，我们不会认识霍英东，也不会把霍英东引到番禺来。”

　　在广东，何贤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面向港澳同胞的第一个“传声筒”。



　　






何厚铧家族传54、乡土亲缘赤子情






54、乡土亲缘赤子情

　　回来看看，好好看看———这是港澳同胞爱国爱乡迈出的最最艰难的一大步。

　　何贤知道，就是要通过一批人回乡观光，才能增进港澳同胞对家乡的了解；另一方面，何贤又邀请番禺县县长黄伟宁，副县长何桃、刘檩添，人大副主任刘云程和统战部长欧秋到澳门、香港参观。

　　在何贤的召集下，番禺籍的全澳知名人士，参加了在葡京的宴会。席间大家兴奋不已，谈出一个好点子：为加强与乡人联络，建议成立“澳门番禺同乡会”。后来同乡会成立时，人们又一致推举何贤为“永远会长”。

　　在香港，为了提高号召力，扩大影响，何贤建议用“三何”的名义，向香港番禺同乡的知名人士发出邀请。这“三何”乃何贤本人，何贤的同父异母同岁兄长何添，还有何贤创业时的老友何善衡。

　　这一招儿真叫灵验！果不其然号召一出，八方响应，连建国后一直不敢接触新中国的人士，甚至那些一向都偏倾台湾当局的社团领袖，都出席了何贤举办的盛宴。

　　在这次欢宴的基础上，“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趁热打铁地诞生了，何贤又被推举为荣誉会长。为沟通港澳同胞与家乡关系而甘当“排头兵”和“吹号手”的何贤，这一番举动，可是对家乡的最大帮助。1979年，何贤与霍英东回县，加上张耀宗也回乡观光，三人碰头碰出了“火花”。看到家乡还缺个优雅住处，香港知名人士张耀宗便提议，在番禺兴建一座高级宾馆，用来接待外商和回乡的港澳同胞，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求，并要何贤牵头行动。

　　何贤觉得张先生说得在理，大陆也开始讲究“投资环境”了；再说，给外商一个良好的印象，这也是个“粮草先行”的措施。于是，何贤找霍英东商量，霍英东也答应捐资建宾馆。何贤与兄长何添首先为兴建宾馆捐资二百多万港元；而后霍英东又出资三百万元，张耀宗先生和梁昌哲的儿子等又捐赠一百多万港元，建了一座占地面积4万3千多平方米、拥有220个床位的园林式现代化建筑，且命名为“番禺宾馆”，何贤为之兴致勃勃地题了四个大字。

　　番禺宾馆的兴建，为华侨和港澳同胞造福桑梓牵了头，日后不仅成了华侨港澳人士回归欢叙的聚集地，又为外贸客商、中外旅游宾客提供了优雅的住地。

　　1980年12月14日，宾馆剪彩开业时，广东省、市的党政领导以及200名港澳同胞，都莅临庆祝，真是盛况空前。何贤也兴奋得合不拢嘴，他觉得为家乡做成了一件初有成效，极具意义和影响力的好事，心里格外地高兴。

　　在剪彩仪式上，何贤讲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乡土殷情如母子，乡亲厚谊胜手足。我们身在海外的赤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不论身在何方，对故乡万缕情思，愿为桑梓的建设，同胞的健康，贡献微末，聊表寸心。”

　　也就是这一次，何贤回乡参加番禺宾馆落成典礼的路途上，又酝酿出一个奇迹，一段佳话。

　　何贤和旅居港澳的番禺籍“乡亲们”二百多人回来搞庆典了，然而路途并不顺畅。从广州至番禺途中，最难过的一关是大石渡口，车子都塞在那里，蠕蠕爬行。一开始，何贤没着急，他走下汽车，在路旁踱来踱去，浏览着路边小贩摆卖的各式各样、香气扑鼻的小吃：烤番薯、炒田螺、焖牛腩、豆腐花……一瞥见这些小吃摊档，便钩起了何贤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看着这些原汁原味的家乡小吃，何贤真羡慕老百姓有滋有味的朴实日子。

　　何贤终于在一个卖豆腐花的摊档前停了下来，他买了一碗蹲在地上便吃起来，并与小贩攀谈：“你是哪个乡的？”

　　“我是大石公社的。”

　　“有人到你们乡投资办厂吗？”

　　“谈是有人来谈过，只是一看交通不行，都没谈成。”

　　这时负责接何贤回乡的县侨办主任郑德刚好走到何贤的身边，便接过话茬儿说道：“是啊，这几个渡口影响交通，受影响的不只是大石，而是整个番禺。以前经济不景气，车子少，来往的客流不多，渡口也不觉挤塞，有两艘渡船对开也就行了。现在开放改革一搞活，来往客人多了，车辆川流不息，渡口变得挤塞不堪，如果能修建一座桥就好了。”“修桥？”听了德叔的话，何贤眼睛一亮：“对，修桥！”



　　






何厚铧家族传55、脱贫致富先建桥






55、脱贫致富先建桥

　　对于修桥的重要性，何贤在澳门已深有体会。如今听郑德说到桥，觉得十分在理。他平日总想让家乡尽快改变面貌，富裕发达起来，却又不知家乡最急需的是什么。当然，刚刚落成的番禺宾馆是他和霍英东等人捐资兴建的，虽然也是为家乡出了点力，但建一座宾馆毕竟不如修一座大桥更有利于家乡的建设啊！

　　于是他对郑德说：“这大石渡口，还有洛溪那边，确实应当修建两座桥。请你和县里的领导说，你们做准备工作，我来负责筹集建桥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