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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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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中国准备抵御外侮。今天就发生了几件事，那时我们正召集新部门中的人员，你也知道有许多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穿的是直的长裤而不是舒适的长袍，所以他们没有膝盖，腿是直而硬的。这让像我们周游过外国的人觉得是多么可笑啊！但是，说来你也许不能相信，这论调很顺利地传播着，以致有人建议要全体兵士带着长竹竿作为这特别的用途——用以去打那些日本兵，他们因为腿是僵硬的缘故，一打便不能再起，再也不能参加战争了。
“这时候我不能沉默了，因为那老学者对于这种建议似乎很满意，竭力要试一试。于是我另外贡献了他一个新建议，希望他由此可以明白刚才那种用竹竿抵抗的建议是多么的荒谬！我发问道：为什么不用整部的经书把我们的军队武装起来？当我们和日本人肉搏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经书向他们投掷，书是很重的，一定会像竹竿一样有效地把他们绊倒。而且书比竹竿贱得多，因为中国多的是经书！”
母亲大笑起来。
“那么，”她说，“这老学者又说些什么呢？”
“他说些什么？”父亲喊道，“他丝毫不认为这提议荒谬，相反地，他竟接受了，像他接受用竹竿抵抗的建议一样，而且他决定让这策略在新部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母亲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沉默。很明显，这位老学者是不懂得幽默的。不过也难怪，他除了中国经书以外，什么都不懂，叫他怎么又能懂得幽默呢？
“这还不算，”父亲继续说，“虽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绝对没有力量抵抗日本，可是有些人竟认为我们优越条件多得很。讨论到军备问题，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我们有十艘商船，完全可以武装起来开到海中和日本人对抗，把他们赶出我们的海岸。想想看，十艘载旅客都不适用的，只能装载货物的慢船，竟想一挥手而变成军舰！”
这足以表明我父亲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普通官吏乃至最高级的官吏是多么无知。我父亲很早就是个主张维新的人。从上面这种情形看来，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自从父亲担任了军务部里的工作后，天天有奏章给皇上，而他也已固定地被归入一般中国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人群中。这种环境使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一直在尝试和痛苦中度过。可是在他的小女儿心目中，却深深地刻上了对父亲裕庚这伟大而神圣的印痕。
破落的使馆政见的冲突（1）
中日战争结束了，关于“战争”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战争的结束，使我父亲家里添了不少来来往往的外国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和查理士•；邓倍上校的一席话：
“我们受美国的帮助真不浅，”在这次谈话中我父亲说，“我们决不能对日本人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仗，请你们停止战争吧。无论怎样说，总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因为中国丝毫没有准备作战，幸亏美国出来帮助我们，替我们调解，这样多少保全了我们的面子。中国将深深地感激你们。”
当然我那时候不大懂得这些话，尤其是当他们用“帮助”、“调解”等字眼的时候。但是我觉察到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中国将有一番大变动，对于我的家庭也将要大有影响。能够像我父亲和邓倍上校这样平静地谈论这个重要问题，让我感觉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在那些多事的日子中，上校是常来的客人，当我不大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喜欢他，并且知道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从现在的情形看来，战争算结束了，不过另外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父亲自己虽是一个满洲人且属于白旗，却首先赞同了中国的维新运动，也曾有过许多维新的企图，可是很少能付诸实施，因为中国实在不想有什么改革。他想改进邮政事业，计划一个新的赋税制度，但是这些都连续地被和他有仇隙的和反对维新的人竭力阻挡住了。
很幸运，他是恭王的好朋友，当“鸦片战争”时美丽的圆明园被毁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曾出过很多力。恭王一方面顺从慈禧太后的一贯政策，一方面对父亲的计划也很赞同，尤其是改善邮政机构和印制国内的邮票。于是恭王就成了父亲在朝廷中的一支生力军，虽然父亲对太后的印象也很好。
然而，中日战争之后的几天呢？
每天都有客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和满族人——所有各国的人。有父亲的朋友，也有父亲的仇人，然而他们因为地位的关系都必须去拜访他，而且他们也很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肯负责任，不畏难。
这些客人们的影子在我记忆的网膜上移动着，好像画在奇怪画布上的怪画。高大的人有的很自傲，有的又胆小懦弱；胖人们挂着笑容判定着国家的命运；头颈细瘦的人当讲到悲凄的结局时，他们那明显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有些人依照着中国的习俗到父亲这里来造访。这个习俗是这样的：每当一个官员领了一份很丰厚的薪金时，那些贫穷的人可以作一次拜访请求每月给他们一笔钱。不知有多少人不事生产而每月向父亲领取五十或一百块银洋钱！翻译人员甚至不会说外国话。秘书不会阅读和写作。外交官不知外交二字究竟是什么意义。职员们只知道呈文请求加薪！这就是习惯！父亲也从不去揭穿他们。这并不算是不合法的俸禄，因为这钱不是政府拿出来的，而是大官自己拿出来的，并且据我所知，因为父亲性格非常慈善，这当然被那些门客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主人，所以他的门客特别多，那些得到国家更多俸禄的大官也不如我父亲的门客多。这原是一种风气，谁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只有那些门客，他们才会发觉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事情要麻烦他们了，或是因为他们不要求，主人便不自动加薪了。
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一所屋子里挤满了客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请愿的，用着那种父亲所厌恨的迂回曲折的言词，虽然在这种传统的风气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怎样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来意。父亲往往预先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因为在中国是没有秘密的，可是他不得不听完他们长长一大篇的议论，谈到天气、朝廷里的新闻、政治问题、最近的战争，谈到天下一切事情，除了他们此来的目的，父亲的不耐烦和这一种坏风气是造成人家在太后面前进谗言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的“老佛爷”有她自己的见解，并不听信人家的谗言。尽管这样，这些谗言对我父亲以后的行动至少不会有帮助。在中日战争这一个艰苦的时期和战争结束后短短的一个时期中，与父亲有仇隙的人几乎天天到太后面前去进谗。有的埋怨我父亲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意见而不让他们说应酬话，有的说他要改良邮政组织是染上了外国的习气……父亲所做的每件事都给他们一个进谗的机会，而太后答复他们的总是一贯的“留到将来再说”，其实是不再谈起了。恭王确是父亲的好朋友，还有荣禄也是他的忠实的朋友，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们始终是太后的忠臣和亲信。
父亲第一个受到人家批评，说他对外人屈服，因为在这新组织的军务部里大家主张在中日之战中打一仗，索性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国境。我父亲就反对这种见解，而且因为他反对得这样坚决，使他在满汉两族中结了不少怨。有一个满洲官员无法解释他自己对我父亲仇视的态度，就说：“我不喜欢裕庚，我向来不喜欢他。”
另外有一席谈话在我印象中也很深。荣禄（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是我父亲多年的老友，他来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又去偷偷地听着。
“裕庚，”他说，“我很了解你，并且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明白，我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些劝告，假使你接受我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
“你说吧。”我父亲说。
“朝廷里弹劾你的奏章没有一天间断过，”荣禄说，“到现在为止，太后只是把这些奏章搁着。可是她每次都看的！她很保守，对你所建议的改革，她大都不赞成，但是她现在对你没有什么表示，因为她信任你。但是这每天的弹劾将来总会对你发生作用——你将要有无穷的麻烦。你知道太后是多么好强，她是个富于妄想的女子……”
“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我父亲打断他的话说。
“你愿意到日本去吗？”
“为什么我要到日本去？那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那又怎么能解除我的敌人在朝廷里强加于我的困难？”
“是这样的：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里的人，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完全逃走了，他们像受惊的小鸡一样，要死死保住他们的性命；当然，假使被日本人捉住是要遭难的。现在使馆里一切都杂乱无章。战争已结束了，所以极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去料理，可是其他有资格的人竟没有一个敢去！假使你愿意到日本去做我们新的大使，那么我可以向太后推荐你。这样，你可以有四年工夫离开这里，而且这是一件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艰难而有意义得多。你应该去，在那里你和你的家庭一定会更快乐。假使你愿意的话，恭王一定也能帮助我向太后推荐你。太后一定也愿意派你去，你的政策对目前的中国还不能适用。假如你去了，你的敌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忘掉你。”
破落的使馆政见的冲突（2）
父亲思考良久。这对他的家庭自然又有了一番变动，然而在促进中日友好的这点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虽然，这职位的本身也是带有相当的危险性的。除此以外，这也可以使他的家庭脱离那时时吞噬着他的生命的束缚。
最后，他给了荣禄这样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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