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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作者:何葆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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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选拔的程序是笔试、面试和考核。笔试分为政治和专业两门课。那些天，罗汉城捧起书本开始了认真刻苦的攻读。他在家里郑重其事地向老婆和女儿宣布了有关纪律，一不准大声喧哗；二看电视不准高声谈论，电视声音也要调小；三不准开门关门太用力等等。上幼儿园大班的女儿瞪着小眼睛说，爸爸，你这么认真要干什么啊？罗汉城说，要考官。女儿说，你以前读书时怎么不考，现在老了才要考？童言稚语让罗汉城有些感慨，他想要是这次考不上，以后更老就更没戏了。
罗汉城闭门读书的认真程度超过了当年高考。有几次，“几匹马”来到陈炳星的“七匹马大排档”，打电话叫他过来喝一杯，均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罗汉城说，这回我要好好拼一下了。他语气坚定，那种态度和信心是不容置疑的。笔试成绩出来了，罗汉城在和他同考一个职位的五个人中名列第一。接着是面试，罗汉城准备充分，现场发挥得很好，“如果我当上副局长之后”，首先要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一二三四条理清楚思维清晰，用词生动活泼，普通话发音也比较准确，又得了个第一名。虽然两项第一名，罗汉城还是不敢松一口气，因为后面的考核更重要，笔试和面试有一些量化的标准，而考核则有较随意的弹性，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缘和人脉的竞争，用马铺话来说，就是“人面”，要是你上面有人，能替你说话，一切就理顺了。在某个周末的晚上，罗汉城通过同学的亲戚的邻居的引荐，拜会了分管人事的马铺县委副书记，临走前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了一只装着五千元的信封。第二天上班，罗汉城有点担心会接到副书记的电话，让他把信封领回去，因为报纸上报道过，副书记好几次这样做过。直到下午下班的时候，罗汉城也没接到这个令他不安的电话。从办公室出来，却很意外地遇到副书记，他正要上车离开，看到罗汉城时对他笑了一下，说小罗下班了。接着，罗汉城又通过和组织部长的老婆是老乡的关系，到部长家坐了二十分钟，临走前同样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了一只装着五千元的信封。钱送出去了，罗汉城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他想起去年父亲到马铺人民医院动手术，他在手术前一个晚上给主刀医生送了一个五百元的红包，第二天父亲要进手术室前，医生突然把红包退还给他，他一下子吓慌了，央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收下，不然就不放心他给父亲开刀。医生很正经地说我们是有规定的，不能收病人红包。罗汉城猛然想起什么，又从口袋里摸出五百元塞进红包里，医生这才有些勉强地收下。父亲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出院那天，罗汉城看到医院正对大门的一堵宣传墙上写着一行红色大字：严禁给医护人员送红包。他总算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暗示和提醒。在马铺政府大院里，前任县长的事迹也很相似，这是罗汉城经常听人说起的。比如县长在会上说：“你们坚决不能往上送红包！”于是，大家都明白了，他说不能往上（晚上）送，那么就白天送啊。再比如县长说：“你们不能给我送红包！”于是，大家也明白了，他说不能给他送，没说不能给他父母老婆孩子送，那就给他父母老婆孩子送啊。又比如县长说：“今年过年你们不能送红包！”于是，大家又明白了，他说过年不能送，那就提前送嘛，10月份就开始送。
不管怎么样，红包送出去了，罗汉城吃饭也香了，觉也睡得安稳了。有一天晚上他不请自到，来到了“七匹马大排档”，打电话召来另外几匹马，很豪迈地喝起酒来。根据小道消息，考核结束了，罗汉城榜上有名，两天后将由组织部公开宣布任命。那天下班时，罗汉城特意制造了一次和组织部长的“邂逅”，部长像观音菩萨一样慈祥地看着他说，小罗有希望。罗汉城诚惶诚恐地点着头，心里非常感动，觉得受之有愧似的，很矫情地想，自己何德何能，马铺人民却要给予这么大的权力啊？那天下午，办公室没人，局长随便点差点到了罗汉城，让他到名片店取他的名片回来。罗汉城到了名片店，突然想到也该给自己印一盒新的名片了，便掏出一张旧名片，把上面的头衔“工交股长”划掉，正楷写上“副局长”三个字。罗汉城说，按这样子给我印一盒，我后天来取。
那天上午，罗汉城上班前到名片店取了新的名片，看到自己的名字下面是“副局长”三个字，那种感觉就是“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骑在屁股下面的摩托车穿过马铺的几条街，向着政府大院飘飘然飞去。
政府大院的左侧有一面墙做成公告栏，那天公告栏前面围了一些人，罗汉城知道是选拔副科级干部的名单公布了，他心里开始紧张起来，好像十几年前到学校看高考录取榜一样。他的眼睛犀利地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十个姓名没有一个姓罗的，心里砰地响了一下，眼光逐行扫描下来，还是没有一个姓罗的，他脑子里顿时嗡嗡直响。那天他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办公室的，整个人丧魂落魄一样。面对同事的眼光，他真想地上裂开一道缝。后来他躲进了卫生间，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念头，却怎么也哭不出来。他把那盒名片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撕碎，扔进马桶里，用水冲走。他的心也碎了。那天晚上他打听到了，他的名字是最后在常委会圈定时被书记换掉的，书记换上了笔试面试排名第三的那个人，据说那个人上面有人，而且很硬，而他在下面特别配合，也特别舍得出血。
这次升迁的破灭，对罗汉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罗汉城在家里的电脑前呆呆地坐了一个晚上，接连抽了两包烟，烟蒂扔得满地都是。他突然想，他这样下去会疯掉的。他不想疯掉，他也不能疯掉，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辞职下海。
亲朋好友的反对、妻子的哀求和领导的挽留，都无法改变罗汉城的决定。他对妻子说，让我再到统计局上班，我会精神崩溃的，我去意已定，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他还说当年李叔同出家，其妻和学生在风雪中跪了一晚上，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扯上名人故事，罗汉城给自己的行为涂上一层悲壮的色彩。不过在那一年，罗汉城的辞职在马铺县也算是一个不太小的事件。
罗汉城辞职后，到厦门投靠一个经商的大学同学，两个人合办了一家公司。一年后，公司关门了，据说不是亏损，而是见好就收，接着罗汉城转到了石狮，在一家外企当了个部门经理。大概又是一年后，罗汉城到了漳州，和别人搞了一个家具公司，后来又做了文化传播公司的总裁，据说他杀回厦门控股了几家公司，好像汕头、广州都有了分公司。看样子他混得还不错，好几次回马铺都开着一部白色的佳美车。他老婆孩子都在马铺，所以他还是经常回来的。有一次，陈炳星问他是不是想离开马铺，到外面定居发展？他沉思片刻，说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罗汉城有没有发财，大约发到什么程度，流传着各种不同版本的说法。陈炳星几次想要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些确切的数据，却听他云里雾里绕来绕去，更加无法判断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罗汉城的酒量提高了，啤酒白酒红酒都能喝。开头只是喝，来者不拒，举杯就干，酒风十分端正。喝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的话开始多起来了，起句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跟（）（）喝酒。前两个括号一般是指马铺或漳州或厦门甚至福州某个比较著名的酒店，比如天福啦、悦华啦、西酒啦，后两个括号一般是“王厅长”或“李市长”或“刘书记”或“张处长”。他的表情一下子丰富了，然后就开始发表他的感慨：其实这些大领导都是比较和蔼可亲的，比较平易近人的，不像我们马铺有些小官，不过一个副科级就趾高气扬的，恨不得把地上的鸡鸭全都踩死了。最后声音猛地拔尖了：你说一个副科级算什么东西？（有时候“东西”也说成时尚的“东东”。）罗汉城带着酒气说出的话，让陈炳星一下子明白了，那次副科级的幻灭对他的影响还在。看来，有些影响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就像人的影子一样。
罗汉城手上提着一只鳄鱼牌黑包，这是他形影不离的提包，好像美国总统离不开那只装着核按钮的神秘皮包一样。他找了一张凳子坐了下来。陈炳星从平板车车斗里抱出一罐咸橄榄，送到了他的手上。这是陈炳星的母亲腌制的，酒喝多的人吃一粒，可以醒酒。罗汉城每次来到这里，都要捞一两粒来吃。他很熟练地旋开盖子，伸进手就抓起一粒扔入嘴里，那咸劲一下子咸得他全身打了个激灵。
“怎么样？酒醒了吧？”陈炳星笑着问。
“干你佬，我压根就没喝多。”罗汉城不满地说，“你根本就不知我现在的酒量，我‘老马’跟你们‘六匹马’拼，你们都拼不过我。”
其实陈炳星的本意并不是想说他的酒量，而是暗指他的酒话。在陈炳星看来，罗汉城因为爬不上副科级而赌气辞职下海，现在口口声声说副科级算什么东西，这表明他始终是耿耿于怀的，还是不能看破人生参透命运，都已经四十了，这又何必呢？
于是陈炳星换了话题说：“什么时候出去？你这次回来好像半年多了。”
“想去就去，现在也不用怎么去了，”罗汉城说着，从嘴里吐出了咸橄榄的核，“打打电话，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了。”
陈炳星哦了一声，说：“遥控啊。”
“打打电话，发发伊妹儿，就OK了。”罗汉城把提包抱到了胸前，挥着手，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对了，你知道吧，我们下个月要办同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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