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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 作者:冯积岐-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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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荣叮咛自己，要跟上变革了的时代步伐，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只能暂且埋在心里；他要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松陵村的政治舞台上。“三干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社员大会进行动员，对上面的文件，他照本宣科，调子平缓，没有一句赞成的言词，也没有表示反对的话。谁也看不出，他对这次“运动”抱的是什么态度。他像宣传当年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样地卖力：他吩咐祝万良买了几百张红帖子，叫来了五个能写毛笔字的农村秀才在大队办公室里写标语，他吩咐祝永达把扩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从天明到天黑，不停歇地在广播上播放文件录音。两天之后，大红帖子将松陵村裹住了，口号标语满天乱飞，高音喇叭震得土墙上斑驳的泥皮哗啦啦地向下掉；那气势无异于又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地，松陵村的老老少少都知道，要解散生产队了，要分田到户了。年气末尾那兴致勃勃的气氛仿佛被拦腰截断了，走亲戚送灯笼的庄稼人把话题转移到了即将开展的这场“运动”上了，他们彼此传递着，相互议论着分田到户的事情。
坐在大队办公室的田广荣只有一门心思：收集信息，掌握两千多名庄稼人的情绪，他首先要把握准他们的脉搏，再对症下药。不断给他传递信息的是会计祝万良、三队的队长田水祥、七队的队长田得安，还有大队长马志敬，以及妇女主任何宁娟。田广荣只是听这些人给他汇报，却不表态。他问得很详尽：哪些人表示反对？哪些人表示赞成？哪些人依旧是模棱两可？他最关注的是贫下中农和过去的那些地主富农态度如何。他吩咐各党小组长，把每一个党员的想法都得弄清楚。
当田广荣问及祝义和的时候，田水祥高喉咙大嗓子地说：“地主到啥时候都是地主，改变了成分还是地主。老奸巨猾的祝义和嘴里胡支吾，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赞成单干，嘴上不说，他可能想把他家那一百亩地要回去自己种哩。”田广荣特别叮咛田水祥：“不管谁怎么说，你都不要说人家错或对，你只听，一字一句地听，把听到的全记下。”
听说要解散生产队，祝义和也是震动不小，像田水祥所说的那样，他内心确实赞成那样做，担心的是做不下去，他劝祝永达不要跟着起哄，看看动向再表态。祝永达说：“看啥动向？生产队早该解散了。那时候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是想叫贫下中农富起来。搞了那么些年，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也没富起来，大家都没粮吃，大家都饿肚子，生产队有啥好处？”吕桂香将饭端来了，父子俩都没有动筷子，他们说不到一搭儿去。祝永达是读过历史的，谭嗣同以血示众，就是为了实施变革，近代史记录得清清楚楚。解放后，庄稼人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叫大家走正道儿，一些人却不走。不是走正道儿费力气，而是大家把歪道儿当做正道儿走。这些道理，祝永达没法给父亲说，父亲按他做人的规范要求儿子。祝义和将面碗端在手里，用筷子搅了搅，又放下了：“你就没想想，人家把咱的地分了，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搞了十几年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把大家拢住？现在，人家咋能把门打开，叫大家放了羊？”祝永达说：“我想过，人家怕把羊在圈里闷死了。”祝义和说：“大家都放了羊，要田广荣干啥呀？田广荣不把大家攥在手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祝永达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了父亲的对面，带着恳求的口气说：“爹，你想不通，装在心里就行了，不要到会上去说，你一说，就给人家的灶火眼里添上了柴，有些人就等你的话哩。”祝义和说：“不是我想不通。我也知道共产党这么做对着哩。过去了的事，我不能不给你说说，一九六二年，搞‘三自一包’，田广荣看得清，不同意。当时的大队长是田兴国，他站出来要搞，结果就把地包了一些到了农户，结果呢，上面说是走资本主义，田兴国丢了大队长不说，还被批判了几场。”祝永达说：“这一次和一九六二年不一样，不是搞‘三自一包’。”祝义和说：“有啥不一样的？共产党搞了那么多运动，我都经见过。啥事喊得越凶，越没好结果。”其实，祝永达也说不出来不一样的道理，他只是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吕桂香走进来一看，这父子俩还没吃饭，就说：“饭都凉了，你爷俩还争啥？这是大家的事，不是咱一家的事。”祝永达端着饭碗出了房间。他蹲在他栽的那棵泡桐树下去吃饭。那棵泡桐树有碗口那么粗了，祝永达的身子靠住它，觉得稳稳当当的。
刚吃毕饭，生产队里的钟响了。田水祥在街道上吆喝：“到饲养室开会！”他的嗓音像他一样干瘦干瘦的。
三队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饲养室脚地）。十几头牛卧在圈里，一边回草，一边盯着这些庄稼人。它们毫无顾忌，或者站起来尿尿，或者卧着屙屎。牲口味儿屎尿味儿以及草料味儿将饲养室的空气调和得很复杂。庄稼人嗅惯了这些味儿，觉得很亲切很亲近。婆娘们来得早，坐在脚地中央，她们手里都拿着针线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利用开会做针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男人们靠着两边的牲口槽而蹲，有的干脆就坐在木槽边，一条腿支在脚地，一条腿曲上去，准备打瞌睡。人还没到齐，自然就先用闲话开了场。尤其是婆娘们，她们手不闲，嘴也不休，似乎嘴闲了，手里的针线活儿就做不细。话题是从六队一个叫女女的媳妇生娃引起的。这个女女，成数不够，傻乎乎的。女女的男人也是差一窍的二锤子货。可是，就这两口，却生了一个男孩儿，这是一些生了一胎又一胎女孩儿的女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赵烈梅先开了口：“那瓜，×还能得很，一生就生了个儿子。”坐在赵烈梅旁边的年轻女人，嘴唇特厚，眼睛特小，她是祝拴奎的媳妇，叫香香。香香用胳膊推了推赵烈梅，未开言，厚嘴唇里先送出了薄薄的笑：“二嫂呀，你说，她瓜不兮兮的，咋会知道干那事呢？”赵烈梅说：“看你问那话？连猪狗都知道一个向一个身上趴，她好坏是人，还用得着谁给去教？”田根根的媳妇二花也凑上来说：“男人和那瓜干那事，那瓜受活不受活？”赵烈梅笑了：“你用洋火掏掏耳朵试一试，耳朵受活不受活？是人，都差不多。”二花说：“怪道人常说，烧锅要烧豆秆，日人要日碎汉。不要看她汉子碎，男人就爱那万货。”靠住木槽站着的田水祥朝说闲话的婆娘伙看了看，粗话出口了：“我说你们婆娘伙，凑到一块儿再没说的啥了，不是烧锅做饭，就是日×生娃。咱说正事吧。”二花那吊梢眼一张，口和田水祥一样粗：“啥是正事？日×生娃就是正事。”田水祥说：“你看你那嘴，比你的×还敞。”二花一听，生气了：“我的×敞不敞，你见来没有？”赵烈梅赶紧出来打圆场，她给田水祥说：“你不要羞你烂先人了，有啥事就快说。”
田水祥向脚地中间走了走。他说：“今日个把大家叫来只有一件事，叫大家说一句话，这生产队解散呀还是不解散？”女人们不再说闲话了，而是把彼此的鞋底或鞋帮要过来，看那针脚，或者小声夸赞一句，或者问一问这针线活是给谁做的。男人们吃烟的吃烟，打瞌睡的打瞌睡。几头牛用头在木槽上蹭，缰绳抖得很响。
“说话呀。”田水祥又干巴巴地说了一声。
坐在东北角的马仁义问田水祥：“解散了生产队，就各家种各家的地？”田水祥看了一眼胡子稀稀拉拉、眼皮很重的马仁义说：“你咋那么糊涂？大喇叭天天吼，你没长耳朵吗？分田到户了，你不种，叫我给你种呀？”其实，糊涂的不是马仁义，而是田水祥，马仁义的话中有话。他强调的是“各家”，他不给田水祥解释，只是说：“大塄弯我家那三亩一等地被杨柳大队兑换走了，你们能给我要回来？”五十多岁的马来锁听出了马仁义话中的意思，他说：“入社那年，我家入了一辆推车，推车使成烂片片了，给我折成钱算了。”马来锁这么一说，田水祥才听亮清了，他说：“你们是猪吃核桃哩，心里倒脆活？分田到户不是叫你们种自己的地，照你们说，我们入社时没地的人还不给饿死了？”马仁义说：“不种自己的地，你们爱咋弄就咋弄。”马仁义从田劳劳手里要来了烟袋开始卷烟。祝拴奎一听，人家都要自己的地和农具，他入社时也只入了七分地，就站起来说：“生产队不能解散，我不同意分田到户。”随之，田仁仁、马万民几个也都一声吼：“不能解散生产队。”田根根把卷好的烟点上了火，咂了几口，骂道：“日他先人哩，胡弄哩，生产队好好的，解散了干啥呀？”
这时候，一直没有发言的祝永达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他说：“大家理解错了，实行责任制不是把各家的土地和农具都退回去，这是一次改革，是为了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大家在生产队干了几十年，年年饿肚子，年年吃不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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