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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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会也不可能关注着发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次人间惨案，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带着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处集体走上天国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后，中国的一个诗人才在《琼斯顿》的诗歌中对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庄严的回应。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当时“阳光情感”背后的空洞性、虚幻性，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洞察到后来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即将发起的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批判。
　　在美国记者琳达·马修斯《北京正处于美国文化侵略的前夕》的报道中，她是如此记载当时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轻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在欢度1978年除夕时，跳舞直跳到黎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在观看她的朋友随着“星期六夜晚之狂热”的音乐练习舞步时，“我就爱这种美国音乐。”
　　这个时候，在上海江宁路702弄的江宁别墅中，一户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阳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来到这里，先将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红木家俱一网打尽，随后，因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细软而心犹不甘，便将曹先生与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间中进行所谓的“背靠背”审训，最后从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诱骗出藏在曹家大姨妈家中的全部细软。
　　十二年之后，曹先生在1978年的“阳光政策”中获得人民币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说：你们的姆妈跟了我一辈子，也为你们做了一辈子，因此，我想，补到的这笔钱全给你们姆妈存了起来，供她未来生活所用。你们呢，每人发个100元，算是大家高兴高兴。
　　那天曹家一片欢声笑语，曹先生的儿子曹忠铨也特别激动，这个经年在海上漂泊、有着作家之梦的男儿，那天悄悄地做了这么件事：将他的100元喜钱汇给了此刻还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大阿弟。在汇款单上他这么意味深长地写着：阿弟，一切正在改变。
　　同一时间但不同地点和空间，生活在当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带的朱寿昌先生，也在某个早晨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天终于变了。
　　与尤大宝非常相似，朱寿昌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开”。1949年前，他的父亲拥有两家玻璃厂，家中还有一辆“奥斯汀”轿车。49年后，朱的父亲经历了大陆中国所有资本家必经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随后公私合营，再随后拿取定息。在父亲强大的资本庇护下，长子朱寿昌无须担心衣食住行更无须忧愁油盐酱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朱寿昌也没有多吃南瓜面疙瘩，罐头食品有效地补充了他体内对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记住了“午餐肉”那份独特的口感和香味。作为“小开”，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埃尔令”等等舞厅，这让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转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寿昌狼狈不堪的日子。
　　朱寿昌一家原先独自享用一幢石库门建筑，这时，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了一个三层阁楼中，在那个假三层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寿昌，如同张震那样地凝望着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发着只有咸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咸带鱼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每个酷热的夜晚，当高温仿佛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凉井水中的“华东26号西瓜”是给予朱寿昌的唯一快乐，他不敢想像其它的东西，更不敢想像后来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饭店中的那顿豪吃。
　　1978年，过去的工商业主由于历史性的平反而进入了国家退款、退房的阶段，如同曹忠铨的父亲，朱寿昌的父亲也被补发了8000元人民币。作为家中的长子，朱寿昌的父亲给了儿子2000元人民币。朱寿昌给太太买了一个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则套上了一块“英纳格”手表。
　　对他来说，最难以忘却的是在新雅饭店中的一次豪吃。


　　朱寿昌的母亲在新雅饭店中点了“老油牛肉”、“油淋嫩鸡”、“香菇菜心”等传统名菜，还点了好几瓶光明牌啤酒。那天，朱寿昌一家人人吃得“脸色猪肝一般灿烂”，作为朱寿昌的好友，一个叫廉晓博的男生也被邀请前来聚餐，他听见朱的母亲不断地对大家说：“今早敞开吃，敞开吃。”
　　
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2）
真是一次久违了的饕餮之行。
　　自从1966年以后，自从朱寿昌一家被迫地进入那幢石库门房子中的“假三层”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走进“新雅”这种档次的饭店，也再没有可能品尝名厨们烹调的“油淋嫩鸡”，现在，消失已久的口感真切地回到了嘴边，久违了的中产阶级气息似乎也重新缭绕开来，这让朱寿昌一家人人百感交集，他们知道世道确实变了，尽管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朱寿昌本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这个时期还有这样一个人，鉴于他坚持不让说出他的真姓实名，姑且称他为莫先生。
　　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莫先生还在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某里弄的生产组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忙乎着，每天工作的报酬是人民币八角。
　　这一年，莫先生调进同一街道的房修站，在这个理论上应该可以了望到解放全人类的地方，他每天工作的报酬仅仅比以前上涨了四角，现在他日工资为一元两角。
　　还是这一年，他享受到了中国政治格局大变动的好处：获得了理应给予父亲的2万元人民币。他找上姐姐，希望平分这笔巨款，没有想到姐姐拒绝了这个建议，现在，2万人民币尽收他的囊中。
　　这个当年资产阶级的后代，这个当年花天酒地的“小开”，那一刻，他首先感谢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接着，他的决定是立即辞去房修队工作，在“36元万岁并将继续万万岁”的时候，莫先生认为2万元足以使他未来的人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他无需再在肮里肮脏的石库门房子间“为人民服务”，说句真心话，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兴趣为人民服务，他要的是人民为他服务。
　　他的感觉也许是对的，当他拥有了整整2万人民币之后，在1978年，与他的2万人民币作为比照的是以下这些数据：
　　月平均工资为36元；
　　月人均最低生活费用为12元；
　　一斤猪头肉：5角左右；
　　有轨电车的价位分别为：4分、7分、1角3分；
　　无轨汽车的价位分别为：5分、1角、1角5分；
　　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票价：9角；
　　电影票价分别为：2角、2角5分；
　　公园门票票价为：5分；
　　公园月票票价为：1元5角；
　　公交车月票票价为：6元；
　　一斤上等的大黄鱼：3角5分；
　　100斤上等大米：16元4角，而100斤籼米：13元5角；
　　在相当层次的结婚酒席上，一桌酒水为30元，而人均结婚的礼金为6元到8元；
　　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的莫先生有着一万个理由为此结束他的无产阶级生涯，当他单位的十三个同事的家庭存款单上没有一人超过1000元时，他以两个万元户的不菲身价而笑傲了了他的江湖。
　　七十年代末，缘于当时的“落实政策”，在六十年代中期被疯狂的暴力所掠夺掉的东西现在纷纷回到了被掠夺者的家中，一同回来的还有曾经的上海生活，上海的生活方式。　也许很少有人效法莫先生的极端举动，但如同朱寿昌一家那样地来到上海百年老饭店，在那里用饕餮之夜作一个人生的深刻纪念则是数不胜数。
　　曾经象征一个繁华如梦时代的老饭店的名字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大新雅、小新亚、绿杨村、绿波廊、老正兴、老松盛、成都、扬州、洁尔精，这些饭店唤回人们当年几多遐想。当然，在这些老饭店中，那些重获上海生活方式的男女在酒足饭饱的同时，他们的脑海中一定还时不时地浮现而起往日不堪回首的生活，以及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政治压力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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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性》诱引下的成年的性（1）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距离“阳光岁月”并不遥远，它发生在1975年的仲春时节。
　　故事主角叫孙翔，那年刚满18岁，从上海卫生学校一脚踏进“社会”这个伟大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个地段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东北部，距离复兴岛不超过1000米，孙在那里的医技科中干着医士工作。
　　1975年的日日夜夜，上海的马路墙壁上你随处可见“批林批孔”、“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上海低层的布尔什维克们依然在忠实地执行着伟大领袖的指示，尽管，他们狭隘的视野中没有埃德加·斯诺的政治洞察力，也不可能象“康办”中的新贵们那样获得有关未来政治风波的种种暗示。
　　孙翔在高中时代也是一个热爱伟大领袖的底层布尔什维克，一个对《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猜想》有着浓烈兴趣的小男生。然而，就在他将要从中学前往“卫校”的当儿，原本可以从红卫兵轻易转成团员的他，由于与班上某个女生过从频密，遭致红团团长的猛烈攻击，这不仅让他丧失了团员的身份，还使得他就此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对生活本身开始无限热爱的探索。
　　孙翔有无限热爱的本钱，他是个独子，在双职工父母的庇护下，他有着与当年“小开们”不相上下的家境。1974年的仲春时节（700年以前，这正是伟大的莎士比亚写作《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孙翔便戴着一只470元的“奥米伽”走入他的医院。想到叙述者王唯铭其时在延安西路1331号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