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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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五百余字的电讯，猛烈抨击德国人的一意孤行。他举例说明他们对无辜者和有罪者不加区别地进行惩罚，“有组织地洗劫那些早在德军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投降了的人”。他建议英国军队应该不听从瓦德西的指挥。这份电讯激怒了德国人。　　　　
　　　　莫里森恐怕早就激怒了德国人。他撰写的约三万字的关于使馆被包围经过的纪实文章，由《泰晤士报》在10月14、15日两天陆续发表。在文中，他记叙了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卫队枪杀街头的义和团成员和平民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前，是它导致了20日克林德被清兵枪杀。当时读过这一报道的英国读者，也是这样理解事情的起因的。　　　　
　　　　12月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布雷克的夫人在给莫里森的信中便这样说：　　　　
　　　　我正以极大兴趣拜读你的被围纪实。克林德男爵既然在德国使馆杀义和团，并且让使馆警卫向正在北京城区念咒作法的义和团开枪（克林德男爵是在墙头上看到他们的行径的），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对于自己的被杀负有很大责任吗？据我的理解，克林德男爵的所作所为都在使馆被围之前。　　　　
　　　　1900年12月17日，莫里森在北京的朋友库朋斯齐写信给他，向他反映德国人破坏北京古建筑的行为：“你听说德国人最近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了吗？他们破坏了明代建筑的科举考场的高塔，引起所有中国人的憎恨。表面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木材作燃料。”十天后，12月28日莫里森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讯中，控诉了德国人的“肆意破坏”，其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破坏神圣的科举考场建筑，拿木料烧火，用它的砖盖德国警署”。　　　　　
　　　　莫里森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0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从伦敦发来的电讯：　　　　
　　　　在一封12月2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中，莫里森博士给《泰晤士报》发来了一段对德国人粗暴行为的长长的抗议书。他说，德国人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他谴责德国人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通过罚款手段对大清国进行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对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自己能够满怀敌意地继续占领清国领土寻找借口。　　　　
　　　　莫里森不停地揭露八国联军特别是德军的野蛮，令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这位瓦德西元帅十分恼火。　　　　
　　　　瓦德西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才从报纸中得知，我一直受到英、美、俄三国报纸的激烈攻击，其中，尤以造谣总汇之《泰晤士报》为最。该报的报道都是莫里森先生所写。此人像那些英国记者一样，喜欢夸大其词，我应当特别对他注意。　　　　
　　　　瓦德西实在无法掩饰对莫里森的愤怒，甚至用了下面这样的字句来贬斥莫里森：　　　　
　　　　我对报界的攻击毫不介意，正像我对狗叫毫不介意一样。但使我惊奇的是，《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竟然一直容忍自己的人这样糟糕地工作。这里的英国人因为自己的这位同胞感到害臊，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打发走。　　　　
　　　　不只是德国人对莫里森的报道感到不快，因为莫里森的文章中写到公使们的怯懦，西班牙公使对他的纪实也“非常恼火”。奥地利公使同样反感莫里森对奥地利卫队缺陷的批评，因为这一原因，随后好多年里，莫里森都未能获准到奥地利使馆去采访。意大利公大使也曾一再向英国使馆抱怨这位“麻烦的莫里森”。　　　　
　　　　7　　　　
　　　　义和团风暴平息了，在列强们的压力下，老迈的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两个月后，11月7日，这位至今仍让人们评说不一的洋务派领袖因病去世。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凯。　　　　
　　　　中国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　　　　
　　　　在近十一年后，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西方外交官们视为“麻烦”的莫里森，接到一封来信。写信人蔡廷干是中华民国的海军中将，也是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随信附来一份聘书：　　　　
　　　　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里森博士于本年10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　　　　
　　　　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


1911…1919年第4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1）

　　　　1　　　　
　　　　1911年10月9日，汉口。　　　　
　　　　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　　　　
　　　　第二天凌晨，在武昌一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军的守备哨兵，攻占了清湖广总督署所在地，黎元洪被推为革命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　　　　
　　　　十八星旗在清湖广总督署的上空飘扬，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清朝的大臣们正在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的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其中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以报道中国情况出名的新闻记者莫里森。　　　　
　　　　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但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从对武汉的观察中，莫里森感受到“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2　　　　
　　　　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端纳。这位美国纽约《先驱报》的新闻记者，不用人家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担任起革命者的组织工作。　　　　
　　　　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只有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在南方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察清军的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惟一一个见证了这次行动的西方记者，端纳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　　　　
　　　　南京城外，1911年12月1日。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做绝望的挣扎！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远东生涯。当时，在罗湖桥的另一端，清王朝已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清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这为他在门禁森严的中国大陆官场中挤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　　　　
　　　　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1911年初春，中国开放较早的商埠上海以其繁华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在后来回忆道：“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闹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欣赏上海的美景当然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见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和这场革命运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上海的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他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赶赴南京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