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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架的凤凰-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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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更是使他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的导师。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此时的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宫中的保守势力有非议,但溥仪喜欢,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应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 
  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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