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架的凤凰-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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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里发生的这一切，似乎已经预示着末代皇帝、皇后、皇妃婚恋的不幸结局。　
　　文绣进宫后，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长春宫曾是慈禧太后住过23年的地方，装饰华丽自不待说。文绣天性喜欢读书，长春宫的西配殿就成了她的书房。在以后长长的寂寞日子里，书籍成了她身居冷宫的亲密伙伴了。　
　　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有时还到她住的宫中去聊天，与她开玩笑，甚至还找人做了一个老头闻自己脚丫子的雕塑（“闻臭”谐音文绣）送给了文绣。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后来溥仪给婉容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为平衡起见，也给文绣聘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　
　　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使她的思想很传统，她始终保持对皇权的敬畏。所以入宫以后，文绣也很想做一个好妃子。1924年溥仪被逼出宫之际，她袖藏利剪，要自尽殉清，以死捍卫皇权，后被人发现救下。这说明文绣是一个有个性，有头脑，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文绣进宫做皇妃，也就是她悲哀人生的开始。因为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溥仪既不解风情，又为人冷酷，专横，她既不能享受人生之乐，还要遭受婉容以皇后之尊施与她的冷眼、嫉妒、排挤和欺侮，这使文绣敏感脆弱的心情一直抑郁苦闷。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暗较劲。　
　　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婉容从骨子里藐视文绣，文绣虽然内心玲珑，性格又比婉容温顺宽厚。却不善言辞，在溥仪面前不懂得撒娇发嗲，宫女太监也对她保持距离。甚至吃饭也是一个人，文绣内心异常落寞。只能独居长春宫，静心读书，以为乐趣。文绣有文采，喜欢写作，曾将其闺中的诗文和日记带进宫内。寂寞的时候，她常常以写日记打发无聊的时光，溥仪被赶出宫后，在长春宫的西配殿书斋中就发现有她写的日记、诗文簿，我们仅以其中的一首五言诗《无题》为例，证明她玲珑的心灵：　
　　静坐闲挥扇，垂帘　
　　避暑风。　
　　鸟翔双翼展，飞舞在晴空。　
　　由此可见文绣斐然的文采，也可想见其细腻的感情了。文绣只有十几岁，虽然有不如意，但当时有太妃作后台，婉容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她。可以说，这短短的二年宫廷生活，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也是最美丽的岁月。　
　　然而，文绣这种以读书寻找乐趣、排遣苦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逼宫事件”。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只得随溥仪及宫内人等迁出皇宫，去到醇王府居住。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废止，彻底沦落为平民百姓了。　　　
　　诤言劝告　　　
　　文绣和婉容不同，她虽然小婉容几岁，却似乎更有头脑，政治细胞也多些。离开皇宫，对溥仪及其他皇室成员是灾难，对文绣未必如此。文绣这时候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了。她想凭籍自己的学识，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但世事如棋，难于预料，谁知20多天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早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苗头，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对张作霖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赳赳武夫。溥仪一次曾赴曹家花园会见张作霖，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手持长枪、大刀的卫兵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摆设，不脱胡匪作风。溥仪想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　
　　文绣与溥仪住在醇王府，与在皇宫相比，她与溥仪接触的机会多了，对溥仪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的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张作霖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狂的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发布“谕旨”……并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看到这一切，文绣的心就如同针扎刀割一样的难受，整个人都像坠入黑暗的深渊。　　　
　　流寓津门　　　
　　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　　　
　　后妃生怨　　　
　　天津是婉容成长的地方，乃是她熟悉的世界。出宫后的婉容行动自由多了，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婉容追求时髦，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文绣见了，也想把头发剪成短发，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溥仪那天高兴，痛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这证明文绣对溥仪还是非常在乎的。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使贫家出身的文绣心里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暗暗较劲，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