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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战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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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4日，中国空军奉命组成陈栖霞任司令的北方支队，进驻山西省北部机场，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几天之内连续击落日本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重轰炸机大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侦察机中队长平长一大尉等人，击毙日飞行员14人。
9月21日时值中秋节，日本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率领川琦95式战斗机15架，掩护9架93式轰炸机，从大同阳高机场起飞轰炸太原。14时30分敌机编队遭到北方支队第28中队长陈其光率领的4架霍克…II飞机拦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国空军飞行员勇敢沉着，机智果敢地与日机周旋。陈其光紧紧咬住一架敌机，果断开火。这架95战斗机中弹后坠落在太原郊区大孟的一块麦田里。飞行员头部受重伤毙命，身上有一把佩刀，衣内有“三轮宽”印章一枚。事后查明，此人就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驱逐机之王”、“四大天王”之一的三轮宽少佐。
南京空战是淞沪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南京是中国首都，日军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便大举空中侵袭南京，妄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同时寻歼中国空军主力。在南京空战中，日本海军航空队第13航空队第2分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成为第二个被击落的日军王牌飞行员。1937年9月22日，山下七郎从上海公大机场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座机被高志航驾驶改造后的霍克…III击伤，迫降于苏州东面的太仓县境内。山下七郎和他所驾驶的“九六”式第126号舰载战斗机一起被俘获。山下七郎成为日军“四大天王”中唯一被生俘的飞行员。山下在受审时，很快供出了他的姓名、军衔等情况，而且还供出他参加侵华战争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后来，山下七郎同其他日军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成都的战俘管理所。山下利用看管不严的机会，积极搜集军事情报，并组织战俘越狱逃跑。事情败露后，山下七郎于1945年被判处死刑。
1938年1月7日，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分队长潮田良平率舰载战斗机９架，掩护木更津航空队12架轰炸机，由南京大校场起飞空袭南昌。中、苏空军飞机起飞拦截。空战中，潮田良平的座机被中国空军驱逐机第5大队飞行员徐葆畇贺驶的苏制И－15战斗机击中。潮田良平成了第三个被击落的“四大天王”。
日海军第15航空队飞行队长南乡茂章是“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舰载战斗机6架，掩护轰炸机14架，攻击机5架，由安庆起飞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激战。南乡茂章仍抱一个信念：先打掉对手的领队长机，以先夺人势，置对手于混乱之中。日军航空兵的这一传统战术曾因为他而屡放光芒，也使他越来越坚信这一战术是有效的。在混战中，他捕捉到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大队长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并不动声色地向其逼进。这时，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附近的一架日机撞去。这架飞机正好是南乡茂章的座机。南乡茂章发觉后迅速躲避，但为时已晚，最后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南乡茂章毙命后，日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参加追悼会，哀悼这个“空中霸王”。
1939年年1月，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设成都，成都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指挥中心，也成了日本空军打击的重要战略目标。
1939年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率领54架重型轰炸机由武汉分两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第5大队等部29架驱逐机分批起飞拦截。先行起飞的第17中队7架“地瓦丁”式和第27中队7架N－15式驱逐机在成都至温江之间地区担任警戒任务，随后起飞的第29中队9架N－15式在成都上空巡逻，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N－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待战。
当奥田喜久司直接指挥的第13航空队首批27架“九六”式攻击机侵入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中国空军第29中队迎头痛击。副中队长邓从凯求战心切，当他发现日军领队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向其冲去。日长机见遭到攻击，拼命机动逃脱。邓从凯咬住不放，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成都以南仁寿和简阳交界处上空，终于将其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毙命。邓从凯因座机多处受伤而坠落阵亡。事后查明，邓从凯击落的敌机正是奥田喜久司的座机。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字样的佩剑和奥田喜久司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
奥田喜久司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早在1937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1938年12月15日任第13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他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
飞将军掀天揭地鬼神惊——抗战中的防空战“人道远征”、“纸片轰炸”
1937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要求空军“准备全部重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坂各大城市”。但这一计划迟迟未能实施。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随着战争的失利，战机也损失了大半，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也调离第一线转到大后方。中国空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决定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接受这一重要任务的是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和第19中队副中队长佟彦博，两架轰炸机上另各有飞行员３名。
1938年5月19日23时48分，两架装满各种宣传传单的飞机起飞，5月20日凌晨2时25分，以3500米高度飞临日本长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传单。3时45分，双机编队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传单。飞机在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左贺及九州各城市总共投下传单100多万张。之后，飞机掉头向西沿原路返航。5时23分，双机编队完成任务后顺利飞到公海。8时48分，佟彦博在玉山机场降落，徐焕升9时24分在南昌降落。两架飞机在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机场。至此，第一次远征袭击日本本土胜利完成。
5月20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日本长崎、福冈等城市的居民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上、屋顶上到处是传单。传单内容计5份，分别为：中华民国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告“日本政党人士”，中华民国农民协会告“日本农民大众”，
中华民国总商会告“日本商工业者”，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的劳动者诸君”。其中一份传单上写着：“亲爱的日本人民诸君，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贵国民众膏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已经到了反抗暴举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戾的日本法西斯！”另一份传单上则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
这次被称为“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5月22日，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两面，上面各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和“气吞三岛，威震九洲”八个大字。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苏联《莫斯科新闻》称：中国空军“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极为重大，亦饶有趣味。”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赞中国为人道远征，“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与日本之文明相较，实令日本置身无地。”６年后，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全世界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中国飞行员徐焕升，照片文字说明中称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少将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面对飞机数量和质量都占有优势的敌寇，毫不畏惧，奋勇抗敌，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乐章。自1932年一二八事件始，至1945年8月14日止，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1128批，8847多架次，击落敌机529架，击伤敌机110架，炸毁敌机227架。同时，中国空军空战中一共牺牲空勤人员661名。空军英烈不畏强敌，前赴后继，死事惨烈，足以为后人铭记。
湘西雪峰战役：“皇军”成了案板上的肥肉芷江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河道纵横，海拨1000米以上，绵延300多公里呈南北走向的雪峰山脉，是我国地形第二、三级梯阶分界线，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湘西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这一地区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
芷江处湘西边陲，在雪峰山脉的怀抱之中，是湖南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湖南西部军事重镇。夏属荆州西南地域，商周属荆楚地，秦归辖黔中郡。公元前202年，设无阳县，是芷江地方建县的开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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