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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啊孩子-第4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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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公职后的私营经营，也是实践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的过程。我们来画一个座标，在横轴的起始点上方往下45度角穿过座标中点，叫投入线；在横轴起始点的下方往上45度穿过座标中点，叫收益线。从中点向左右两边等距离伸展并在各端画一条竖线，就形成了一个哑铃似的两个同等三角形。作为经营的开拓者，在左边三角形的起始阶段，你会担心、忧虑；当一旦到了交点，意味着投资和收益平衡时，你会激动、兴奋，这是企业的成长期。到了右边的三角形里，经营者投入更少，而收益则更多，你会说“就是这么回事”，而逐渐懒散起来，这就叫企业的成熟期。这时，如果不用前瞻性的眼光分析经营相关的问题，采取相应对策，企业就会走向负面。
经营者的最大乐趣莫过于：游离于成功与失败之间而后取得了成功，摇晃在盈亏平衡点的天平上最终或慢或快地倒向了盈利一边。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论持久战》和人民解放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等经典之作的原因。
第八步，在全家衣食无忧时再下决心投资商铺是珍爱子孙、甘当铺路石的一步。对于我们自己而言，这一步不见得有什么得益，甚至给家庭日常现金流量造成了不必要的思虑。但子孙有了这个平台，就有了日后自信地自立于当地社会的基础。
上面，我写了一些心灵感应般实现自己愿望的过程的真实故事，也许让人感到我在倡导无为而治的信念和天命思想。恰恰相反，实际上我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的智慧去适应所处的社会现实，并从中实现自我价值；二是不要舍本逐末般地过分追求财富和金钱，每个人降生之时，现实和可能的财富就写在了各自的脸上，只剩下如何去取的问题了。因此，当人们满眼浮现钱字金星时，正如王安唱的歌那样：“荣华富贵飞呀飞，世上的人呀追呀追……。”这时，曹雪芹先生的《好了歌》应可作为冷静剂服用：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
终生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长期以来，我在金钱上想得不是特别多，实践证明：在金钱问题上，我是既看得开、也丢得起。有时丢了钱可说是短期吃亏，长期受益。有趣的是，我不热衷于金钱，但金钱并没有完全抛弃我；而有的人两眼紧紧盯住金钱，也不见得他真的富了起来。你看我：离开乡镇后，那些父老乡亲看到县政府集资，找上家门来硬把他们自己的血汗钱送到我手上通过我去经营，他们就放心了；当稀土还没有容许个人经营时，家乡的父老乡亲见了我一面，就可以不费我一分钱、不用签一个字，把近10万元的稀土产品送到我家任我处置（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来元）。此外，每当我翻开我在市民银行（湖贝金融服务社）工作时的纪录本，当看到我所处理的四亿多元存款客户、两亿多元贷款客户、70多个起诉执行案件（近十亿元标的）等工作手稿，那些存款户、贷款户、法官甚至被告人（借款人）对我投以尊重目光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1998年以前，我曾经用其中一些事例教育我的部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我的性格，甚至说出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是，数十年来，我以个性和智慧展现真我，并据以立足社会，体现自身价值。
最后，我要说说“幻想”和“空想”，它们仅仅对科学家有现实意义。我也经常做梦，有时候梦见美好的事情，醒来慢慢圆梦的确可以怡悦自己的心情，这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我要说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与人交往中，当有人轻意许诺你的时候，当有可能天上掉下馅饼的时候，前提是要你签署文件、写个字据或者共同出力办什么事。这时，你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上当受骗。如果这时你还不加以警惕，也可能就是灾难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这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与科学家、幻想家对幻想、空想的本质区别。
我也曾经历过签了字的事，一年半载后出了问题时后悔地想：“如果当时我不签字多好啊！”诚然，前人的教训就是后人的经验。你不能小看自己写的字、说的话、做的事，而应该在做以前多问他人、冷静思考，以免日后后悔。为了加深你的印象，我再引用2005年10月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的《打赌》案例供你参考。梗概是：主角：河南省毛、杨两男人。毛怀疑杨写的帐单79xxx元中的9字是事后改的。杨觉得这是对他名誉和道德的损害。后来双方在民警的见证下，毛在哈哈大笑中签下了“打赌协议”：如果9字是真的，毛赔偿5万元名誉损失费给杨，反之，由杨赔偿5万元给毛。此后，双方由县到省几经折腾，公安认证机关确认9字是真的。因为毛不认错，杨起诉至县法院，县法院确定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信誉，判杨胜诉。毛不服，上诉至中院，中院认为：以赌为标的的协议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准则，是无效合同，终审判毛上诉得值，撤销一审判决。这时，杨不服，抗诉至省人民检察院。最后结果是：省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有效，应予支持。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由毛赔偿一万元给杨作结。
我认为：毛先生出问题，是他在哈哈大笑声中签下他的大名时就已经酿就了的。
在我供职过的几个单位中，单位领导都把比较敏感的工作，诸如管钱、管印、管费用、管物资分配等事交给我处理，因而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有些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很希望我多用一些公家的钱物。如：1987——1991年底，我任法定代表人（经理）的国有银行xx经济信息咨询分公司，累积了六万多元的经理基金，按规定我有权自行分配这笔资金，银行（公司）的核心人员也是多么希望我主持把钱分掉而他们自己也从中受益。但我不为所动，待我离职时完好无损地并回银行大帐。我在深圳特区总公司工作时几乎同时担任着三个职务：企管部长、审计部长、工业发展部长，按规定没有费用审批权，但我所管辖的企业，大部分都很放心的请我在必要时代行审批费用，最后也得到总公司默许。他们也希望我自己多报一些费用，但我从不沾这个便宜。到了银行（含湖贝金融服务社）工作后，由于单位对我的倚重，领导经常会主动要求我报销各种费用，我仍然十分慎重地做到应该报销的才报。我在深圳金融系统工作六年，累积没有报销的发票达3。7万元。也许有人会说：“这多傻，应该后悔才对。”然而，每当我看到一些不怀好意的查帐者查完我经手的帐目后的失望眼神；每当我看到市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审计和后来市民银行经反复稽核，多次确认我所经办的内外帐、大小帐目吻合而通过甄别时；每当我想起我的几任领导只要看到我签署了意见的费用单甚至贷款审批表，就再也不愿多看一眼便签字同意我的意见的情景时；每当我想起市民银行党委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在非常时期的1996——1997年度（即接收金融服务社的次年），把长期处于敏感岗位工作的我表彰为市民银行系统10位“优秀党员”之一时（这在市民银行是罕见的），我觉得：这些就是我诚实做人的回报。
说实话，我也曾经有过像摇曳着的一叶扁舟飘浮在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的经历；也曾经历险般地被人用放着录音机的轿车主动接送上下班达十来天，后来还亲耳聆听了他们的无聊录音；我也曾亲眼看到：当年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努力开拓的存款客户的负责人以及一些熟悉的金融同行，在高墙内聊度残生；也曾经两次参加银行组织的“参观深圳市看守所”活动，听到监号内有规律地传出一声声“首长好”的吼声。对于这些，我都显得自信和坦然。这恰恰印证了我在18岁当小学教师教学生写诗时自写的打油诗：
吃了咸鱼嘴会腥，偷了东西心会惊；
人正不怕影子歪，唱歌都敢哼大声。
“谨慎交友、警钟长鸣”——这是1994年4月我写在通讯录上，对我曾经给予其事业第一桶金支持的名叫余森的人有感而发的警句。此人以余森地产公司的名义建起了商业广场，但因为他的虚伪和奸诈，为达到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甘当被人利用的工具。正因为他的无良，帮助他起家的人险些因此栽了跟头。
现在看来，由于我一直保持着这份特有的冷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金钱世界的大染缸里全身而退。
据说，有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两种体制重叠更替期间起家的企业家乘船到了珠江口，当看到江水与海水交汇处时，他的眼睛一会儿发着蓝光，一会儿又混沌无神，只听他嘴上喃喃地说：“最多鱼食的地方，最多鱼儿的地方，鱼儿最自由的地方……，这就下到海了！”是啊，鱼食、鱼饵，淡水、咸水，鱼儿与渔民，船与大海，风险与机会相辅相成、相对相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蝉与螳螂、黄雀与猎人之间的循环之顾。
脚踏实地、丢掉幻想——儿孙应该切记。
最近，我再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颇有感慨。朱先生在文中谈到他20岁时家里遇到很大的变故，他的父亲为了供他读书不但变卖、典当了家产，还担心他去北京读书可能迷路而与他一同出门。他回忆当时看到父亲忙上忙下的背影，而深情地撰文思念他的父亲。
无独有偶，我21岁到广州读书，也是我的父亲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亲自把我送到广东金融专科学校的。
在临出广州的前一晚，我与父亲及与我一起到广州读书而找上门来的黄永寿在县城烈士亭（当时县电影院拆建）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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