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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4年第6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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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就是在跟罪犯斗志斗勇。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故事。我反而不如以前爱讲了。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不说话更有震慑力，人们总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以为我就是生活在故事里。普通人过得是多么乏味啊。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唯一不乏味的只有罪犯。如果作案是有预谋的，就如同在玩一个智力游戏，你考虑各种情况，并设计方案；如果是没有预谋的，那更刺激，你会在行动之后体会快感，你不得不对突发事件做出合理的反应。你做了，主动成为一只老鼠，剩下的是考虑如何躲开猫，有时候老鼠躲得过猫。
实际经验使我鄙夷侦探小说和作家。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是作家，她长得娇小玲珑，据说喜欢写一些粗壮有力的故事，总让人误以为是海员或者伐木工人写的。她见过我一次，我和朋友在大街上遇上，随便聊了几句，她就躲到一边，假装在看街上的人，却偷偷用眼角瞟我。有一天朋友请我去他家，理由是他老婆要听我讲故事。
进门的时候女作家在厨房里忙，围着一个围裙，头发用发带束起来，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快活的小主妇。等到吃完饭，把酒端上来，把烟拿出来，她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她把大灯都关上，开一盏灯光打向天花板的落地灯，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点上各色蜡烛，给自己点上烟。她像一只黑暗中的猫头鹰。我从来没有这么正式地给人讲过故事，演讲那套早就忘了，竟然有点紧张。有没有犯罪现场的照片？女作家问我。我把手伸进兜里，犹豫了一下，拿了出来。我的朋友看了一眼就把照片还给了我，那个女孩却拿着照片看来看去，像真的一样啊，她说。当然是真的。太真了。比电影里的还真。真得像道具一样。就是那张无头女尸的人头照片。头发被法医拢到后面，面部表情异常清晰。女作家问，你们为什么把头放在地上，照片是从平视的角度拍过去的，照相的人当时是趴在地上？你们为什么不把头放在桌子上或者高处？我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想了一会儿，我只好说，现场在室外，没有桌子可以放。把照片收起来吧，我的朋友对我说。
重复案发过程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很难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讲。我的观众只有两个，我想我的朋友也许不愿意看到我过度表现。这些年我的表达欲越来越弱，我领会到一个眼神，一举手一投足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的身份，只要我是警察，即使我躲在人后，用我朋友的话说也能把我一眼认出来。他们都说警察有警察独特的气质，这个我很清楚。我先讲了一起爆炸案。罪犯是个有钱人，身价几千万，因为钱来得容易，觉得自己聪明无人可及，铤而走险在家对面的商场导演了一起小型爆炸案。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商场，把自制的定时炸弹放在了货架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摄像机拍下了所有过程。当时他穿着一件仿美国空军飞行员制服的夹克。我们查到了卖那种夹克的有限的几家商店。当我们在最后一家拿出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时，店员很快认出了他，说是老板的一个朋友，穿的衣服是随手从这里拿的。
这种气氛有点古怪。我已经好久没这么讲过话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根本没什么意思。唯一的意思在于没意思。罪犯无非是无聊了，想找刺激。听说俄罗斯那边的大款让自己老婆打扮成鸡站街，自己在旁边偷看。真无聊，也真刺激。中国大款也就炸个商场。那个土炸药还不灵，只把货架上的货品崩飞了。
他们可能也嫌我讲的故事不够来劲。不断劝我喝酒，朋友的老婆还几次跟我碰杯，一碰就全干了。
其实我想给他们讲的不是什么故事。我只想讲讲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有时候还真挺危险的。那回我们去旺井抓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当时去了几十个警察，那么多人进了村子立刻就不见了。我紧张得手直出汗。他们几百号人在旺井开会，都是亡命之徒。我们那队在村口正遇上一个回车取东西的，一把被我们摁倒在地上。这个倒好，特别大无畏，只是吓了一跳，随口问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再问什么就不说了。铐上铐子了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劲头。真有不怕警察的。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警棍。一回头才知道他们消息快，找个人做诱饵，几十号人呼拉拉全围上来了。
说到这儿我发现朋友的老婆盯着我的鼻子看，我一下子就讲不出来了，问她看什么，她笑笑，说烛光在你鼻子上晃，看上去你的鼻子很大。不愧是个作家，观察生活入木三分。她看上去也就是小女人。她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她是一个作家。我好像只是她研究的一件物品。我瞧了一眼朋友，他笑而不语，好像在为有个作家老婆感到自豪。我忽然就想摸一下鼻子，我对自己说不要摸，不要摸，可我没管住自己的手，我的手自动抬了上来，在鼻尖上轻轻蹭了一下。朋友和他的老婆都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那天回去后我半天睡不着，半夜起来上网，收到了朋友发的两封电子邮件。第一封邮件上写，没有人能用舌头舔到下巴，这是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我把舌头伸了出来，几番用力，舌根部拉得生疼，还是够不着。我打开第二封，这就是跟真理作对的下场，哈哈哈哈。我肯定自己笑了，至少我心里笑了。想到无数个人在看到第一封信的同时，急不可待地伸出自己的舌头，就像我刚才做的，我的心里就充满了荒诞之感。我走到许久不用的穿衣镜前。这面镜子是前女友搬来的，效果类似于哈哈镜，任何人看上去都像根面条，她却喜欢。我看到一根长而灰的东西从自己的嘴里钻出来，由粗变细，上面布满了粉色发白的细小突起，这些小突起像是活物，突突跳动着。在突起与突起之间有无数扭曲的细小裂纹。舌苔中部有一条粗壮些的，大约一公分长，在靠近喉头的那端向一侧歪去。
酒吧的老板娘是个神秘的女人，这个女人说很多的话，你却搞不清她的来龙去脉。她开一辆宝蓝色的POLO，听她的口气是酒吧老板给她的奖励。她说自己是个打工的，随着老板转战过多家酒吧。她的老板总是能发现有利位置，而她总是能从头开始把酒吧做火起来。她的头衔是酒吧经理，干这行有年头了，用流行的说法就是职业经理人。她说她就喜欢家庭式的酒吧，来的都是熟客。在那种热闹喧哗的酒吧街，什么人都进进出出，就好像自己家门没关好，陌生人随时会闯进来。说到这儿她冲我咧开大嘴，这个笑让我觉得意味深长。那我不是外人吧，我问她。
我一直等着她讲接下来的故事，这使我每次去她那儿都有动力。那个故事也让我们产生了共谋之感。我问她是不是也给别人讲过，她说没有，没有人有耐心听那么长的故事，他们喜欢一个开头，然后马上到结局。她这个说法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不再在精神萎靡的时候来，每次来我都很振奋，因为我将倾听一个有史以来最长的抢劫案的故事。我的美国同行们一定为了这个案子费尽了心机，我却有点幸灾乐祸。由于这个故事，我和老板娘已经熟上加熟，每回进门我都搂过她，像搂过自己的妹妹一样轻巧。这时候她笑得很特别，咯咯的，小女孩似的天真。如果不是满头的狮子狗一样的头发卷，她完全可以显得年轻一些。一天下班，我路过酒吧，发现满地狼藉，几个装修工正蹲在被凿开一扇墙的屋子里抽烟。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们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
那天到了深夜，我还是睡不着。旁边超市刚下班的工人从停车场走过，脚步声杂沓。有人大声地吼着情歌，在副歌部分很多声音搀杂了进来，唱到肉麻的地方，男男女女笑成一片。一辆救护车鸣叫着驶过，鸣叫声让我联想到一条笔直向前的马路。其实我知道门前的马路短而窄，有很多细小的岔道，我想象着救护车在一条宽阔无人的马路上一直开下去，直到消失在我没力气再想下去的地方。我发现我竟然忘了问那个老板娘的电话。我以为她将和她的酒吧一直存在下去。
谁都说我这个职业很特别，他们看我的眼神闪烁，让我总是联想到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好像我真的有一双利眼，能看穿所有的罪恶。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我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有人玩笑着问我是不是要写一本回忆录。我说写，肯定写，克格勃的回忆录畅销全球，我虽然只是个小警察，可我知道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事就发生在人们周围。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斯文的人很可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一个看似纯真的少女也许阅男人无数。在见到了朋友的作家老婆后，我忽然又想起了回忆录的事。
我不喜欢写字。刚到市局在预审科干过一阵，我记得自己把钢笔笔帽不断旋开又拧上，我的手指上永远沾着黑蓝色的墨水。我还不断地练习在指间转动钢笔。有一次钢笔一下子转飞了，落到正在审的那个鸡的脚边。这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一只鸡，她的手被铐着，后背紧贴着椅背，胸脯高耸。我只好背手踱到她身边，用脚勾过钢笔，然后弯下腰去。要知道她的裙子很短，腿并得又不紧。这个弯腰的动作让我紧张。那次我只在笔录上写了没几个字，她的回答实在简单，其实除了卖淫的事实她没什么可交代的。
在审讯科干的几个月使我厌恶了纸笔。我记录的除了常规项的姓名，曾用名，年龄，性别，籍贯，住址，亲属关系，就是犯罪事实。那些犯罪事实在字里行间变得普通，时间地点人物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就像一笔流水账，干燥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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